新中国走过的60年的历史进程，蓝狮登录网址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伴随着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也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寻常的社会动荡和变革，既付出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为民族、国家带来希望，为青春、自我做出证明。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由此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它关乎中国数亿青年的切身利益，关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现代化进程，更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和命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社会性质

 

青年运动属于社会运动范畴。青年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决定了它既具有一般社会运动的某些共性特征，也具有自己特殊的社会性质。例如，青年组织是青年运动的核心力量，因青年对社会变迁、政治变革、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新的社会思潮等反映敏感，而使青年运动的表现形式带有激进性质，社会动员机制灵活多变；青年文化运动作为其主要社会形式和类型，所表现出的某种（青春期）叛逆性，青年话语与社会主流话语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性、边缘性和例外性，等等。

 

有研究者将社会运动定义为“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同时将集体行动定义为“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制度外的集体性政治行为具有一定非法性和破坏性，因此如何使这些制度外的行为“制度化”，就成为一个国家或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关键议题。在中国，蓝狮平台合法吗？改革既带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也衍生出无数矛盾，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政治任务。但是，“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或社会运动，而是指国家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制度轨道的能力不断提高——这也应当是目前所说的‘提高执政能力’的宏旨要义——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的、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革命性运动的可能性”［1］。

 

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思考青年运动问题无疑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但对制度内外及政治行为与非政治行为之间的区别和划分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制度外的并不一定就是非法的，也并非一定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功能。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某些制度的缺陷和不健全，将可能导致制度外集体行动大大增加，蓝狮官宣：同时由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不利因素，非政治行为可能转化为政治行为，某些政治行为也可能为非政治的或人为的因素所遮蔽和掩盖。近些年来在“保钓行动”上青年和社会的一些表现和反应，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另外，向“新社会运动”的方向靠拢，是我国青年社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但同样由于国家缺乏必要的应对社会运动的制度资源，而致使其处于政治和国家管理体制的边缘地带，有时还会因为各自对政策理解的偏差和行政管理的官僚作风、行动者的偏激行为等造成双方的冲突和摩擦。这种情况在青年自发的环保和维权行动中比较常见。总之，中国社会运动中的“结构性”问题、制度和体制性问题的大量存在，势必使青年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向更加复杂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社会性质，应当是与国家的社会制度、发展目标及远景规划、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状况相一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青年运动的特殊性将被一般社会运动或一体化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所涵盖和同化，或以制度化的整合机制完全取代非制度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事实上，这既不可能做到，也根本违背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相反，青年运动的多元化发展才是它的不可扭转的趋势，而且国家和社会对青年运动的发展，应持有积极的态度并给予实际的支持。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国内接连不断并愈演愈烈的学潮表明，国家所缺少的并不完全是所谓的青年思想教育资源，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出现某种断裂，是一种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带有某种必然性的社会后果。在进入90年代后直至目前，这种断裂和缺陷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弥合这种断裂和克服这种缺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健康发展的前提性条件，是青年运动的社会性质不发生变异并保持其特有的青春活力的根本保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改变了既往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行轨道，社会面貌为之一新。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自我的价值受到肯定和尊重，个人意志的表达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个性化的自主选择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加上经济恢复和基本稳定的社会局面，青年运动的发展获得空前良好的有利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应循开放创新和多元统一的路径发展。开放创新，意味着它的形式是开放的，内容是创新的。多元统一，则意味着它的格局是多元的，目标是统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形式已经基本形成一种开放的局面。共青团组织的体制内运作，仍在较大程度上保留着传统的习惯和作风，例如“新长征突击手”等活动的命名及组织动员方式等，基本延续建国以来乃至战争年代的某些思路和做法。尽管在形式上仍比较单调，但由于共青团组织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广泛的社会覆盖面，仍然能够使大量的青年参与其中。随着共青团组织为改变组织凝聚力和吸引力下降的局面，更注重采取青年喜欢的活动形式，以往活动形式比较单调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青年社团及各种青年自组织的大量涌现，青年自发的各种社会活动愈益增多，使青年运动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形式的改观也带来内容的不断创新。志愿者行动、环境保护行动、慈善和社会救助活动、社区教育等形式新颖、内容健康、参与者众的具有青年运动一般特征的大型青年集体行动和社会活动，在全国范围上普遍开展起来。青年运动的多元格局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以新型青年文化运动为主导，内容多样、个性突出、自由度高、机制灵活、参与广泛、自主性强的多种社会活动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成为青年运动的新的时代特征。青年运动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年运动的这一目标在广大青年中获得高度认同。尽管在某些特殊时期和部分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对这一目标在理解和实践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原则上是基本一致和高度统一的。

 

但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路径问题并非由此而得到根本解决。无论是开放、创新还是多元、统一，在实践中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实际问题，开放的尺度，创新的内涵，多元中的制衡，统一中的个性，这些问题既需要在实践中灵活把握和处理，更需要依据一定的制度规范和理论原则予以具体而深入地说明和解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实践特征

 

党和国家的政治策略和政策实践，对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当经济增长成为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主流话语，消费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时，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交通和资本流动等技术性的环境和条件，将使国家的政治含义和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国家政治生活由单纯变得复杂了，国家治理需要更加系统而完善的整体性方案和制度性保障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参与，需要达致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与协调（还应包括心态上的调整与疏导）。这其中自然应该考虑到青年的社会参与、政治心态、权利保障、利益诉求等方面的问题，并需要切实从青年的角度去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且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制度设计、政策导向、具体措施等，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青年的国家和政治认同，以及青年社会集体行动的行为取向和性质特征。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青年中发生的种种社会动荡以及信仰危机等问题，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关注密切相关。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是民众对国家和政治的理解方式的变化。仅就青年本身来说，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在很多人那里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个性化选择，或成为一种被大众文化和某些流行思潮所引导和操纵的非理性的意识，而选择的标准和依据则主要来自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感受。这些感受通过各种途径来自各个方面，有的是客观而真实的，有的是虚假的夸张的表象。有积极的，例如市场化环境使个人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发展等机会增多，消费品市场供应充足且时尚新潮，交通通讯发达提供了个人流动交往的便利，个人和群体意见自由表达的空间不断扩大，等等。也有消极的，诸如媒体曝光的腐败案件、学费和生活费用的上涨、就业难度增加和收入下降、社会分配不公、消费和广告的诱惑，还有对历史的戏说、对革命的亵渎、对资本的神化、对偶像的崇拜等等。但无论这些感受的真实性如何，都确实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着青年人在国家态度和政治判断等问题上做出自己理性而现实的选择。

 

按照比较通行的理论观点来解读上述在青年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与危机，应属于所谓的现代性范畴，是现代性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社会政治实践、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文化选择模式等基本规范的解构与重建。贝克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来解释这一过程和说明其历史性质。“它迫使人们为了自身物质生存的目的而将自己作为生活规划和指导的核心。人们逐渐开始在不同主张间——包括有关人们要认同于哪一个群体或亚文化的问题——做出选择”［2］。个体的地位、作用、意义和价值被凸现出来，个体成为生活世界中的能动因素，同时也成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再生产单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主义并不标示着通过个体的复兴而开始的世界的自我创造。相反，它伴随着一种朝向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和标准化的趋势。解传统化的个体变得依赖于劳动市场，并因此而依赖于教育、消费、社会法规的规范和支持、交通规范、产品报价、医学的可能性和方式、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建议和照顾。所有这些都指向正在确立的控制的特殊模式”［3］。传统的消解和个体化过程的完成，实际上是新的生活规则和社会控制模式的产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个人对社会的依赖进一步增强。这也导致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共同性和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

 

现代性与“解传统化”造就的个体化潮流、新的生活模式和社会控制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的标准化和制度化，预示着一系列的社会风险的存在，而为着应对这种风险则可能产生新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形式。青年文化可能是其最有利因而也最可能的选择。因为，青年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模式中最具弹性、最富生命力的文化模式。它可以通过扩大内涵的方式，涵盖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可以通过扩大外延的方式，辐射、渗透社会各色群体和文化空间。它可以回归到小群体内部的日常行为或消费嗜好，也可以膨胀到时尚潮流、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乃至国际政治等各个领域。总之，它可以以个体化方式活跃在民族国家、城市社区、社团组织、小群体的内部，也可以以全球化的姿态迅速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青年文化不仅仅属于青年，更属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或整个世界。青年文化将必然成为青年运动的主导形式。而在青年文化建设上，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市场经济的背景，国际化的潮流，以及与青年、青年社会运动有关的国家战略和政策、策略，将成为制约和决定其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至关重要因素。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需要理论的创新。但这也恰恰是我国青年运动发展的最为薄弱之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理论应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理论的探索和创新。

 

第一，关于青年运动与民族国家问题。民族国家或民族主义问题，是中国现代性逻辑进程中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带有决定性的思想因子。中国知识界青年向来都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民族立场和国家原则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坚定不移的理论操守和实践准则。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五四爱国主义传统，蓝狮登录注册在后来的近一个世纪中，被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演绎成为一波又一波的形形色色的青年爱国运动，并且在每一重大历史关头或关键时刻都会重新赋予它新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含义，都会有关于民族主义话语的新的理论建构和创新，并且总是直接对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以及青年的社会行动产生深刻影响。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河殇热”，90年代中期前后民族主义话语的流行，新世纪开始后对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问题的关注等等。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一系列相关的青年抗议事件。这其中不乏一些过激的表现，也掺杂着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但这都不能成为指责青年的理由。为此，民族主义是青年运动理论研究首先应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

 

第二，关于青年的历史观问题。当下，意识形态逐渐淡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没有特别的或突发的重大事件，青年人不再去关心国家和天下大事。他们不愿再去背负历史的沉重（起码在表面上看是如此），更不愿听长者、前辈再去讲那过去的事情。他们的生活较比父辈是优裕的，但他们却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忧郁和酸楚。年轻人与上辈人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说着自己的语言。这种无形中人为造成的历史断裂，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思维短路，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对青年人来说，虚无主义情绪必将导致信仰的迷失和现实的困惑等种种认同危机。多年来，尽管国家一直在强调它的信仰，从思想政治教育、爱国主义、网络文明直到影视剧播放的内容和时间的选择等等，这些都是以政令的形式发布并要求贯彻执行的。但是，我们却发现，在国家与青年之间的沟通上却存在越来越多的障碍，国家与青年，他们在说着各自的语言。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宣传机器，与民间社会的青年之间，没有寻找到一条有效的沟通渠道。革命还在继续，但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国家方面，忙着“市场革命”和“技术革命”，其他的事情都在“中心”之外；在青年方面，则是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中的形式革命。历史断裂的后果是严重的。青年与历史，是青年运动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三，市场经济背景与青年运动的关系。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为青年打开了了解国外特别是了解西方的窗口，而社会生活自由度的不断提高，则为青年情感的自由表达和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各种现实的可能性。但是，从近些年来中国青年的社会表现来看，市场或市场经济并非青年成长、发展的伊甸园，相反，却极有可能是一个为上帝那只看不见的手所掌控、操纵的充满诱惑和风险的天国乐园。然而青年却不能自觉于这一点，更不能理性地把握自己，因此他们常常成为市场这个上帝惩罚的对象。中国的市场经济内生于计划经济，是从计划经济的母体中脱胎而来，它必然带有计划经济的种种痕迹乃至遗传基因。权力与市场共谋，金钱与政治联姻，文化为商品奴役，是中国市场经济初始阶段较为普遍的现象。但这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尚未创造出自己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不仅关乎市场和市场经济本身，它更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而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将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社会行为的思想文化基础和道德、法律、社会政策、行为规范等的理性规则。否则，在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流行的世界，人将迷失自我，社会将失去道义，政治将失去信任，国家将失去尊严，而最先遭受伊甸园痛苦的将是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国家和民族或将因此而失去未来和希望，或由于青年的反抗而使之陷于剧烈的动荡和混乱之中——市场和青年都是一种巨大的颠覆力量。研究市场经济背景与青年运动的关系，是一个艰难而不可回避的课题。

 

第四，社会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主义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但在意识形态层面，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和青年运动的解释力、论辩力、吸引力、说服力在不断地弱化。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是近些年来我国思想文化领域颇具影响的一股思潮。如果这股思潮仅仅局限在历史反思或理论探索层面，亦未尝不可；但事实上这股思潮的实际指向，是有关人们（特别是对青少年，所以在学校历史和政治课程教学中反映最为突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一个政党，以至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特征，决定于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但这种意识形态需要在多元话语或语境环境下形成，而绝非某种话语霸权的集中表达或基于某种政治偏见和时势的权力意志形式。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也将不再是“最高权威” （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学术权威） 独立的政治表演，它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是既关系国计民生也关涉国际政治，是既指导现实也塑造未来的一项重大的政治思想文化工程。青年的意志、青年的权利、青年的地位等内容，既要在其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同时亦将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某些历史的、现实的重要参照。

 

第五，关于青年社会运动与青年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个性的自由与解放是青年运动永恒的主题，人的全面发展亦将是其持续追求的目标。因为，无论青年的个性自由解放还是全面发展，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尺度，也没有一个初始的元点，所以这是一个历久恒新的问题。另外，无论个性自由解放还是全面发展，都不是青年自身所能够独立回答或自主完成的，它是一个社会问题。这预示着青年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亦将是永恒的，青年社会运动的形式会发生某些变化，但它永远不会消失。问题只在于，社会对此做如何理解和应对。

 

现代社会需要有一种崭新的青年观。这种青年观也是一种关于青年的历史观。以往在理论上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青年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但事实上，青年的产生更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4］。建构主义的观点容易导致对青年认识的一些误区，最突出的是过分强调社会对青年的建构，即使注意到青年的自我建构，也往往有意无意间忽略了青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素以及青年期特有的一些品质，而做出某些明显带有理想性的预设前提、条件和目标。传统的青年观要改变，要树立关于青年的新的历史观。这种青年观和历史观，首先关注的是青年本身，青年作为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存在，同时将社会因素作为变量的因素而不是常量。青年的个性自由和解放，青年人的全面发展，将在这种青年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不断展示它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这将是一场历史的、宏大的青年社会运动。

 

关于青年与青年运动的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为学术界所高度关注，并形成一种学术传统，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重要青年社会现象（如学生运动、青年亚文化等）研究上积累了大量的成果，有些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这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没有理论的分析，对于愈益复杂而且大量产生的青年社会运动，就不可能有清晰的认识和清醒的理解，相应的正确的社会政策和政治策略也不可能形成，青年社会运动本身亦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盲目和混乱，对青年和社会造成双重损失。建国60年来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建立和形成中国特色青年运动理论，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