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自组织与共蓝狮注册青团研究（4）走向政党

 

 

【摘要】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蓝狮平台谈论青少年们使公民社会在中国以有别于其他国家的路径和方式生成，同时也使传统以政党一元化社会整合模式逐渐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转变。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青年化特征，使中国共青团在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而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特性与共青团自身的优势，也为共青团担负起这一使命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中国共青团要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并历史性地担负起这一使命，从而为党的可持续领导奠定青年基础，还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内在规律，不断推进自身的组织形态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公民社会；政党主导；多元合作；共青团；青年社会组织

 

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围绕共同利益诉求或价值诉求等而形成的具有差异性结构的社会基础是必然存在的。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的理解，这种社会基础可以概括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发展不仅对现代社会自身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对现代政治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作用。从具体内容来看，公民社会包括三方面最重要的要素：一是话语的公共空间；二是行动的社会组织；三是自觉的公民个体。由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等条件差异，从而导致公民社会在不同国度中的生成存在着不同的逻辑路径。

 

本文通过对中国现代社会生成逻辑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包含着中国政治基因的共青团组织与具有公民社会本质特征的青年社会组织（这里的青年社会组织，主要是指以青年为主要参与主体或以青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组织，重点为前者。这些组织可以是他组织的青年社会组织，也可以是自组织的青年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考察，以期把握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逻辑和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对共青团的组织发展提出相应的战略性建议。

 

一、现代化诉求与政党整合社会模式变迁：共青团职能定位的历史逻辑

 

走向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现代化要求社会组织化，但是，传统中国社会却是以小农为基础，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够将社会全面组织起来【1】。因此，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随着古典政治文明中最后一个国家政权——清王朝的崩溃，中国社会自身既无力将社会组织起来以抵抗外国殖民者的侵略，也无力将社会组织起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急迫的救亡使命与根本的现代化诉求都要求一种新的组织社会的力量出现，因此，作为现代政治产物并具有高度组织力的现代政党模式，就应运而从西方传入中国，并历史性地承担起建设国家与组织社会的使命。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就成为这一使命当然的承担者。但是，由于忽视对传统社会的改造以及其自身内部派系林立，导致国民党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能力严重不足，再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更使国民党及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严重下降。因此，在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竞争过程中，不论是社会组织能力，还是群众威望都处于严重弱势，最后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终结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获得群众认同和拥戴，并最后领导人民取得胜利，从社会角度来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传统社会的改造，通过土改摧毁传统经济体制以及通过革命摧毁传统社会结构，不仅赢得民心，而且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对社会的组织和整合，不仅能够将社会力量团结起来抵抗外敌，而且还能够获得摧毁和改造传统社会的现实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扫平障碍和奠定基础。

 

如果从组织角度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通过两种途径获得对社会的整合和组织的：一是通过党的自身组织以及以政党为核心的组织体系；二是通过与其他政党或政治和社会团体等组织建立良好关系，而后通过他们来达到对社会的整合。中国共青团是属于前者的，即中国共青团是作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由于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特殊关系，使中国共青团在这一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国共青团这一外围组织的目的以及在社会整合中所承担的任务来看，中国共青团根本职能之一就是为了通过团结和整合青年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完成不同历史使命奠定社会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土地改革虽然是革命年代的纲领性政策之一，但是还只是一个过渡性政策，从状态来说，经过土改之后的社会还是以个体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并未实现社会的组织化，依然无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社会基础。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和政党组织力量来全面推进社会的组织化，并形成了以下社会整合模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宏观上以国家政权力量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微观上以政党组织力量构建了单位社会体制，从而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中国共青团也作为政党构建单位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其中。

 

以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整合模式的建立，从根本上终结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历史，中国社会进入了高度组织化状态。这一社会整合模式，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基础，使建国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成为可能。然而，以强制性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整合模式，虽然能够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化的社会基础，但是却不能为发展生成持续提供创造力的社会机制。为此，随着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演绎以及现代化建设内在需求的展开，这一社会整合模式在中国也只能起到过渡性的作用。而对于处于这一整合模式支配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接下来需要面临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就是：如何做到既顺应发展需要推动社会整合模式转型，又能够使自身在新的社会整合模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由此，如何支持政党有效实现这一任务,就成为作为政党青年组织的中国共青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职能的一项根本性内容。

 

 

 

二、社会转型与社会整合模式变化：公民社会生成的中国逻辑

 

所谓单位社会体制是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现代化建设需要所建立起来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以政党基层组织为核心的，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等为一体的社会基层共同体，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党组织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将这些单位共同体组织起来的社会体制。在单位社会体制下，社会组织在宏观上是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在微观上是通过政党组织力量得以实现，而国家政权也是在政党领导下运行的，因此，社会组织原则是以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这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下，社会组织化是依赖政党组织而实现的，政党成为社会组织和整合的最基础和最根本力量。由于政党和国家力量通过绝对支配宏观体制和微观体制，这就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封闭性的权力圈内，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等方面都缺乏退出机制。在这样条件下，社会成员与政党特别是政党基层组织之间，以及青年与共青团基层组织之间存在着高度利益相关性。

 

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蓝狮怎么注册？生产资料所有制开始由原来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元所有制并存格局变化。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经济要素必须具备高度流动性，同时在运行规则方面是以交易双方的主体意志为基础的契约方式为基础而展开的。随之，在中国开始出现了独立自由的资本、独立自由的个人以及要求政治平等的公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上述的三个内容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组成要素，正是这些基本要素使现代社会成为独立于国家之外、但同时又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力量【2】。这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使现代社会在中国开始逐渐生成。

 

现代社会生成与单位体制衰微是同时发生的。单位体制衰微意味着政党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整合与组织社会的方式与机制也开始逐渐失效。具体原因如下：一是多元所有制使单位社会体制所依存的所有制基础开始发生变化，这就使政党在非公有制的经济组织中的支配性地位缺乏了法律支持。二是多元所有制和市场经济，导致劳动力流动以及个人经济利益实现途径多元化成为可能，从而在宏、微观体制上都形成了开放性环境，这就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具有高度灵活的进入和退出机制。该机制使社会成员与政党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关度受到了严重削弱。三是市场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支持，导致传统单位化方式组织社会的模式逐渐衰微，从而使政党组织社会所凭借的社会结构基础开始受到削弱。

 

单位体制衰微与政党组织社会的传统机制的失效，直接导致基层党组织“边缘化”现象的出现，并呈不断加剧的趋势。基础党组织“边缘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基层党组织“空白”，即在一些领域或是社会、经济组织中没有党组织存在；二是基层党组织“空转”，即在一些领域或社会、经济组织中，虽然存在着基层党组织，但是这些基层党组织并不起作用，只是形式化运作或仅仅是存在着；三是基层党组织“合法性缺失”，即在一些领域或社会、经济组织中，虽然存在着党组织并能发挥作用，但是人们对其认同度严重下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基层党组织“边缘化”现象出现，其本质意味着政党组织社会或是整合社会的能力下降，以及政党组织和整合社会的传统模式开始失效。中国共青团作为政党外围组织以及政党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对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影响，也以相同逻辑在中国共青团组织中得以演绎，中国共青团基层组织也因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边缘化”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不仅经历了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而且还经历了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互联网开始在中国普及，特别是从本世纪初中国互联网宽带技术的突破【3】，从而使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支持平台，中国社会由此开始进入了网络社会。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以及信息跨区域快速聚合等特征，导致中国社会组织化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社会组织化方式由传统的需要在物理空间内以面对面接触为主要特征，向网络条件下的可以在虚拟空间中以未谋面联系为主要特征的转变，这就使围绕某一主题而快速形成话语的公共空间以及行动的网络组织成为可能。

 

如果说市场经济建立导致中国社会组织化模式，由过去的以政党组织这种实体性组织载体来完成，向现在的以市场机制这种规则性互动机制来完成，其直接结果就是通过社会分工使社会生成了大量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性组织，并通过市场方式将它们连接起来，由此实现社会的组织化。那么，网络社会生成则通过互联网这一虚拟性平台来推动市场经济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化内容得以深化和加速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进一步加速和深化了以市场为机制的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使市场机制的潜在功能得到挖掘。二是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快速生成。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之一的现代社会组织的诞生的前提，就是参与现代社会组织必须基于成员自愿，而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则是以主体独立为前提的契约原则，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整个社会创造了主体独立的基础，从而使现代社会组织参与主体的性质能够得到保证。然而，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建立的时间较短，况且，中国各类现代社会组织的建立还有许多制度性的约束，因此，现代社会组织在中国以传统方式获得快速发展的条件并不充分。

 

正当社会各界在为如何为现代社会组织发育提供制度性等条件发愁时，网络社会的生成却完全突破了各类人为的发展瓶颈，快速地跨越区域，围绕着相应主题生成了数量巨大的各类网络组织（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各类“群”，都是潜在的网络组织），而这些组织与传统社会组织在生成方式和存在方式上有着巨大差异，蓝狮靠谱吗？呈现出流动性和虚拟性等特征，然而，一旦需要，又能够快速地在物理空间内落地而变成具有与传统组织相同的社会组织。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时间较短以及中国现代社会组织在物理空间内发育受限等原因，网络空间就成为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发育的主要场所，网络社会组织就成为中国大陆公民社会重要的组织性主体。如果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生成，标志着在全社会范围内以政党组织原则来建构社会的模式宣告终结，那么，网络社会生成更是进一步解构了以政党为微观社会组织载体的社会建构模式。这就使作为政党嵌入社会的组织载体——政党基层组织以及其组织体系中的共青团基层组织等，按传统方式与新生成的兼具市场经济特征和网络社会特征的社会互动，更是显得无法适应，从而导致基层党、团组织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的新的社会领域内出现“边缘化”现象，在网络社会原则起主导作用的领域中更是显得无能为力。

 

 

 

三、中国公民社会主体青年化倾向与新型社会整合模式建构中的共青团使命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网络社会生成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特性，使中国公民社会在生成道路和发展空间上都形成有别于他国的模式，从而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如果对这一特色做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还会发现，在参与主体以及作用发挥上，中国公民社会呈现出明显的主体青年化倾向。

 

如果从是否由外力干预而建立组织的角度来划分的话，组织生成的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他组织模式，二是自组织模式【4】。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公民社会的组织性主体即各类社会组织的生成也存在他组织与自组织两种路径。所谓他组织，是指政党、政府或其他既有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据现代社会运作的内在规律，有意识推动和创建的各类社会组织。所谓自组织，是指在现代社会内在组织化驱动下，社会自发生成的各类组织。

 

1．从他组织角度来看

 

目前作为公民社会组织性主体的各类社会组织的推动力量，主要有政党、政府、既有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宗教团体以及国际组织等，以下分别对这些力量所推动成立的社会组织基本情况及其参与成员年龄情况进行分析：

 

（1）政党（主要指中国共产党） 推动的社会组织。该类型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党的领导机关或基层组织成立的社会组织，主要是研究性机构或服务党员的组织，但是数量极少。二是由政党外围组织成立的社会组织，如工青妇组织推动成立的各类协会以及研究会等。在这些机构中，共青团推动成立的机构大部分是青年人参加（也有年龄较大人员参加，如青少年研究会），而工会与妇联推动成立的协会或研究会等，情况就相对复杂。

 

（2）政府推动的社会组织。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人民公社制度衰微后，为了重构农村社会秩序，在政府推动下农村出现了村民委员会，并发展为农村社会的主要自治组织。该组织成员呈现老中青相结合，但是作为村委会干部来看主要以中年以上人员为主。二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单位体制衰微而带来的社区建设的需要，从而使政府通过推进传统居委会改造来承接单位体制衰微而甩进社会的事务，这就使居委会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居委会干部也主要是中年以上人员为主。三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服务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由转变政府职能而引起的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大量生成了服务性或管理性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这些机构由于是从政府直接转过来的，因此，在人员年龄上并无青年化倾向，反而是老年化倾向。四是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中央提出社会建设命题后，许多政府机关开始推动建立一些关系到民生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管理模式与人员管理体制与上阶段有着较大差异，许多组织是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方式注册的，人员是按照市场化方式管理。这些组织大量吸收了应届大学毕业生，因此，这些组织从目前情况看整体参与人员比较年轻。

 

（3）既有社会组织推动成立的社会组织。如社会科学联合会等推动的研究会等，这些组织比较传统，参与人员上主要还是呈现老中青相结合。

 

（4）企业推动的社会组织。目前来看，由企业自主推动的社会组织情况比较复杂，但是有一种类型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那就是由企业推动的消费者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有的仅仅是名义上的团体，如Vip会员等，但是有的却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组织，如高尔夫俱乐部、汽车俱乐部等。实际上，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些青年自组织，从表面上看是青年自发组织的，而实际上许多都有企业介入推动。企业推动成立的社会组织成员，一般来说，愿意参加实质性团体的人员都是比较年轻的，并且目前在数量上呈急剧增长的态势。

 

（5）事业单位推动组织的社会组织。如高校内部的研究团体以及高校内部的协会、社团等，这些团体如果是教师团体的话，也是老中青结合，但是许多团体也大量吸收青年学生加入；如果是学生团体，那主要参与者就是青年学生。

 

（6）宗教团体推动的社会组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深化，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出现加速发展趋向。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宗教也在社会中获得发展，蓝狮平台网站由此宗教组织力量也不断呈现增长趋势，组织网络开始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与发展，并将重点放在青年中发展信众。以基督教的新教为例，近年来其基本组织模式之一—“团契”在青年中就获得快速发展。同时，由宗教组织推动成立的社会组织也开始出现，并获得较快发展，其中参与者以及志愿者也以青年为主。

 

（7）国际组织推动的社会组织。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我国改革开放深入，除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国际性经济组织大量进入中国外，以各种国别性或国际性的社会组织网络也开始在中国发展，并呈现数量剧增趋势。许多组织已经在我国主要的大城市或是著名大学中设立了相应办事机构或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或是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或是以青少年作为工作性志愿者的主体，并在理念、资金以及项目等优势吸引下，有大量青年或是作为成员或是作为志愿者或是作为被服务对象参与其中。

 

从上述他组织方式形成的社会组织情况来看，这些组织中第一、二、三和五部分的社会组织基本都履行了登记注册手续，而其他部分社会组织只有小部分有注册登记，大部分或是政策性因素或是其他因素而没有注册登记。从参与人员年龄结构来看，后者中参与者主要是青年人，前者中呈现老中青相结合现象。然而在数量上，后者参与人数大于前者。

 

2．从自组织角度来看

 

目前以自组织方式生成的社会组织的空间重点分布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实空间中的城市居民居住的物理社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社会转型发生，社区作为承接单位体制衰微而甩入社会的各项事务的载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中国蓬勃发展。由于社区不仅作为人们生活的居住空间，而且也是居民社交的社会空间，因此，在社区中开始出现了大量以文体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自发性居民团队。从年龄结构来看，这些居民团队参与主体主要是一些离退休老同志，青年人较少参与。

 

（2）在虚拟空间中的互联网络中的网络社区。随着网络社会生成，互联网络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生活的最重要平台之一，截止2009 年12 月31 日，中国网民数达到3.84 亿，其中宽带网民数为3.46 亿，0-10 岁的网民占总数的1.1%，10-29 岁占60.4%，30-39 岁占21.5%，网民占人口总数的28.9%【5】。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互联网的出现以革命性方式改变了人们交往方式和关系建构方式，为社会组织跨区域快速诞生提供了可能，为此，各类交往群体如繁星般地涌现并存在着。这些交往群体随时都有可能由于某一动机而落地行动，在现实中已经存在着数量巨大的落地的网络社团，并密集地发挥着作用。由于网民中81.9%为10-39 岁年龄的人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判断：网络社团主要是由青年人参加【6】。

 

（3）人员聚居密集的外来务工等群体中以乡缘、趣缘等为纽带形成的小型社会组织。由于外来务工群体主要是青年人，由此这些自发性社会组织，也同样是以青年人为主的。

 

对上述以自组织方式产生的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种类型组织虽然数目不少，但是在数量上根本无法与第二种类型组织比较，同时第三种类型也有相当部分可以归入第二种类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在以自组织方式生成的社会组织中，通过网络而建立起来的网络组织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并因此使该模式成为自组织方式生成社会组织中的最重要模式。因此，青年人成为自组织方式生成的社会组织中的主体。

 

通过对上述两种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在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性载体——社会组织中，青年人已经成为这些组织成员的主体部分。另外，由于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目前中国主导性话语公共空间，而网络空间中也主要是由青年所参与，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那就是：目前中国公民社会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由青年人组成。

 

既然中国公民社会参与主体是青年人，这就意味着中国共青团在新的社会整合模式中需要担当十分重要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现在开始，中国共青团将要扮演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重要的角色。然而问题是，中国公民社会中是否能够给中国共青团以可能来引领和整合青年？以及中国共青团是否有这种能力来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可持续领导和支持提供青年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需要我们予以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之所以根本，是因为公民社会是现代社会之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对现代国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共青团能否帮助政党实现对公民社会的主导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党与社会的有效和良性互动，既关系到政党可持续领导问题，也关系到中国现代社会健康发展问题。

 

 

 

四、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特征与共青团整合的可能：

 

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生成的现实空间

 

为了了解和把握公民社会生成将可能以何种模式发展，以及中国共青团能否帮助中国共产党做到在其中起到主导性作用，笔者在三年多时间里，以个别访谈或开座谈会的方式，先后与100 多家青年社会组织直接沟通，并参与性地对中国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互动情况进行观察。通过调查研究，笔者认为，青年社会组织目前发展特征以及中国共青团所具备的组织特性和相应优势，使中国共青团可以承担起整合青年社会组织的使命，从而为中国公民社会在青年社会组织方面实现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生成提供了可能。理由如下：

 

1．中国共青团作为执政党青年组织对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具有天生的吸引力

 

任何社会能够形成秩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通过政权力量对社会的整合实现的。然而，这种整合并非都是靠暴力手段或强制规制所获得的，更多的是通过转化为社会权力运作体系对社会作用而实现，从而使政权成为社会秩序形成中的中心权力。而权力运行正是依靠绝大部分人对权力所产生的天生服从感而发挥其作用的。因此，政权正是通过这些机制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和和平的整合，作为与政权组织化载体——政治机构以及官员等个人也因此获得了社会成员对其尊重和服从。虽然网络社会呈现出去中性化和碎片化等特征，但是，现实社会中依然还是以现代社会的权力中心化方式来运作，因此，一旦这些组织落地，它们就会以现实社会的运作逻辑来行动和思维。由于中国共青团作为执政党青年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中国目前政治体系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因此，对于绝大部分青年社会组织来说，是具有吸引力和受尊重的。2005 年以来，上海团市委以及后来由其成立的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通过建立青年组织领袖沙龙和青年风尚节等平台，联系和整合了300 多家青年社会组织。在与这些组织联系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过被拒绝的案例，其中的一定比例还是这些青年社会组织主动联系团市委或青年家园后加入的。

 

2．中国共青团通过构建相应组织整合平台，可以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单个组织所无法获得的各类资源

 

组织理论认为，任何组织一旦建立，生存就成为它的首要任务，而组织生存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从环境中获得资源【7】。因此，资源获得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组织生存与发展来说，所需要获得的资源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经济资源，还要有合法性资源、人力资源、经验资源、关系资源、信息资源等组织生存所必须的其他资源。对于中国青年社会组织来说，绝大部分以自组织方式生成的是在2005年之后才诞生的，从整体上来说都是比较弱小的，不论是能力方面，还是在资源获得渠道方面都十分欠缺。因此，它们在现实发展过程中急需获得帮助与支持。而中国共青团作为执政党青年组织是能够为他们发展提供这方面的帮助的。

 

以上海团市委以及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为例，他们通过建立青年组织领袖沙龙这一平台，创造了以下资源整合和共享的条件：一是分享经验资源。由于参与的青年领袖比较多，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和参照，并且这些组织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使经验学习成为组织创新来源。同时，这些组织中还有专门以社会组织为服务对象的组织，如上海益优青年组织服务中心，免费为这些组织提供培训和活动策划等；二是分享信息资源。信息资源不仅来源于团市委与青年家园这一官方渠道，而且还来源于其他300 多家国内青年社会组织，而信息来源的多元化是组织活动创新的重要因素；三是共享人力资源。由于组织多元化，使不同组织之间人力资源可以获得彼此支持，包括志愿者共享等；四是形成组织合作平台。由于目前绝大部分青年社会组织都是刚刚诞生不久，急需帮助，因此，包括项目、组织等合作是这些组织利用外力做强、做大的主要渠道；五是提供服务资源。许多组织虽然诞生了，但是在服务对象上经常无法扩展，而共青团作为党与政府联系青年的组织，不仅能够联系青年，同时还能够联系党与政府，因此，共青团能够通过建立扩展性平台，如青年家园目前正在推动建立项目供需洽谈机制，使青年社会组织的服务与基层社会和党与政府的需求对接；六是物质资源共享。如许多社区都有活动场所，但是大部分青年社会组织都为活动场所缺乏而苦恼，因此，青年家园通过推动青年家园与青年中心或社区活动对接机制来获得街镇或社区的支持，从而解决了一些青年社会组织的场地问题，也因此激活了一些青年中心；七是提供合法性资源。绝大部分刚刚诞生的青年社会组织，急需获得人们的认同，因此，加入青年家园这一平台，不仅意味着受到官方认同，而且还通过参与共青团活动而获得社会认同。2009 年下半年青年家园还推荐了三家青年社会组织（自组织） 登记注册，由此成为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重要平台。上述这些机制的形成，意味着共青团整合青年社会组织越多，就能够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越多的资源，从而也越能够对青年社会组织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3．中国共青团通过建立风尚性活动平台，可以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单个组织所无法取得的社会效应，从而对各类社会组织产生吸引力大部分落地的青年社会组织都希望通过对外展现而获得社会认同和肯定，但是，单个组织力量不论是活动影响，还是受认同情况，都可能由于规模、制度、资源等因素受到阻碍。如果能够加入一个更大平台来开展活动，就可以在提升社会影响方面获得“搭便车”效应，而对共青团组织来说，如果能够提供这种平台，那么既可以达到利用社会资源开展活动的目的，还可以因此实现对这些青年社会组织的整合。因此，上海团市委和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从2005 年至今，每年都举办一届上海青年风尚节，每年都有数十家青年社会组织参与：一是举办青年社会组织展示会；二是由这些青年社会组织承办具体与他们组织特性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除了活动场地由团市委和青年家园负责联系外，其他费用和人力动员都由青年社会组织自己负责，或给予极少的补贴。风尚节每年都持续一个多月，并有几十个活动项目，今年还集中举办了完全由青年社会组织动员人员参加的一万多人的大型“迎世博”活动。同时，团市委和青年家园还针对不同时期需要开展的一系列活动，由某类或各类青年社会组织来承接，如在2009 年倡导“左行右立”文明乘电梯活动，先后由青年社会组织动员了6 千多位青年志愿者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还视察了活动现场并给予了肯定。

 

4．中国共青团通过推动具有社会引领性的意识形态，可以与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形成某方面的共识，从而奠定了合作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政党意识形态，对每个政党来说应是一元的；二是国家意识形态，这是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识，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三是社会意识形态，这是多元的。三者之间能否获得统一并保持良性互动关系，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这就是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机理所在。对于中国共青团来说，能否通过提出引领社会的意识形态内容，来获得青年认同并实现引领青年的目的，是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中共青团责任的体现。从目前来看，通过共青团提出一些具有社会引领性的观念，是能够获得青年社会组织的认同和支持的。另外，绝大部分青年社会组织领袖及参与者都是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的，这是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能够形成共识的依据所在。

 

 

 

五、共青团组织形态创新与社会整合主导权获得：

 

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实现的组织基础

 

虽然从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角度分析来看，社会发展到了需要构建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来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时候，而一些地方实践也显示了，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特性与共青团组织优势，提供了共青团能够帮助政党构建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的可能。但是，这并非就意味着新型社会整合模式就能够顺利变为现实，对于中国共青团组织整体来说，其中还有两个关键条件需要具备：

 

1．共青团要快速把握时机

 

因为从时间来看，绝大部分青年社会组织是在本世纪初特别是2003-2005 年之后才大量生成，所以，他们还十分弱小，急需外界予以帮助，如果共青团不能在这一时机予以帮助，那么就有可能失去最好的整合时机，或是由其他力量如宗教力量或外国力量等所整合，或是由于这些青年社会组织已经获得成长并足够强大而无需共青团的帮助，这样共青团再去整合他们，不是不可能，但是难度已经加大了。

 

2．共青团要推动自身组织形态创新

 

即使能够把握时机，但是共青团组织不从传统惯习中走出，同样依然无法获得对这些青年社会组织的有效整合。因此笔者认为，共青团必须遵循以下几方面原则推动自身组织形态创新：

 

（1）观念上，要从简单覆盖向有机整合转变。为了走出社会转型带来共青团基层组织出现“边缘化”境地，重新获得对青年领导的主动权，党中央提出了全覆盖的思路。但是，许多地方和基层没有理解全覆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内涵，没有理解到团建目的是为了整合青年，还是按照传统单位体制下的共青团建设的办法，为覆盖而覆盖。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对全覆盖内涵的理解，确立通过有机整合青年的观念，来达到覆盖“两个全体青年”的目的，实现从简单的为覆盖而覆盖的分离式的“地毯型覆盖”模式，向有机的着眼于对青年整合的嵌入式的“植被型覆盖”转换。

 

（2）机制上，要从具体服务向建设平台转变。长期以来共青团基层组织将服务青年理解成直接帮助青年做事，服务于青年具体的需求。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理解是单位体制下的思维，因为在单位体制下，青年需求只能在单位内部获得满足，所以共青团组织需要予以直接帮助。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绝大部分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方式予以满足，而许多特殊化的小众需求，也只有青年人自身最为了解。因此，要满足青年人需求最重要的是做法，就是将青年组织起来，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网络社会生成后会产生数量巨大的网络社团的原因所在。因此，共青团要通过建立平台来整合各类青年社会组织，从而满足青年需求，而不是只做简单的点对点的服务工作（当然，笔者的观点并不是完全否定点对点的服务工作，而是要超越）。形象点说，就是共青团要开“大超市”，而不要只开“小卖部”。

 

（3）体制上，要从单一组织向组织体系转变。在共青团中有一种思路，就是将“团要管团”简单理解为只要抓好团的自身工作就可以了，而忘记了团建目的是为了帮助政党整合青年。因此，从党的成功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借鉴，那就是，共青团工作也必须根据现代社会内在运行规律，通过构建以共青团为核心的组织体系方式来实现对青年整合的目的，要在体制建设上下功夫，实现从“就团建抓团建”的小团建思路，向“着眼于整合青年而构建组织体系”的大团建思路转变。

 

（4）方式上，要从“政治供销”向“政治营销”转变。在单位体制下，由于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导致基层党组织垄断了单位中的资源配置权，单位成员与基层党组织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利益相关度，再加上在意识形态灌输理论的指导下，党团工作呈现出明显的居高临下的“供销”方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单位体制衰微，虽然人们利益实现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基层党组织也无法垄断资源配置权，但是在单位体制下形成的党团组织的行为习惯并没有因此而立即发生变化，依然存在着严重或一定程度的“政治供销”倾向。因此，要实现共青团组织形态创新，需要推动共青团工作方式从以单纯共青团自身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政治供销”方式，向以首先从青年以及青年社会组织角度考虑问题的“政治营销”方式转变，只有如此，才能获得青年和青年社会组织的认同和支持。

 

（5）政策上，要从获得具体利益向寻求政治支持转变。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工作开展需要获得党的支持才能获得良好的体制内合法性与相应资源。因此，从1993 年开始，一些地方就开始建立了“党建带团建”的支持模式，后来这一模式在全国普及。党建带团建的一个很重要内容就是希望获得党组织在政策上对共青团予以支持。概括起来，这些年来，各地党建带团建的政策内容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将团的工作纳入党建工作中，从而获得党组织的重视和帮助，如提出一同布置、一同考核等，以及在“两新”组织中借党建力量来推进团建工作等；二是希望党组织在干部使用和经费拨付上予共青团以帮助和支持。分析上述这两项政策内容，可以说都属于具体工作性和利益性内容，对于共青团组织形态创新来说，属于消极支持的内容，而不是积极支持的内容。因为，这些政策主要目的是保证共青团工作能够正常开展，而不属于开拓范畴。随着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生成，政党整合社会的难度比过去大得多了，同时时代和政党赋予共青团整合青年的使命也比过去重得多了，在这样情况下，共青团应该为党分忧而不断在新的社会领域中探索和创新。然而，这些探索与创新是存在着政治风险的，因此，为了保证使命完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青团需要向党寻求的就不仅仅是工作性和利益性政策了，而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寻求政党在政治上予以支持的保护性和激励性政策。如，在整合青年社会组织过程中，某些青年社会组织如果出了问题不能将之算在共青团头上，以及将推动共青团整合青年等内容写入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及其主要领导的考核要求中，等等。只有如此，共青团以及共青团干部才能获得创新和探索的动力，才能无后顾之忧。

 

 

 

六、结  论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使公民社会在中国以有别于其他国家的路径和方式生成，同时也使以政党一元化社会整合模式逐渐向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转变。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青年化特征，使中国共青团在政党主导的多元合作模式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而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特性与共青团自身的优势，也为共青团担负起这一使命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中国共青团要将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并历史地担负起这一使命，从而为党的可持续领导奠定青年基础，还必须遵循现代社会内在规律，不断推进自身的组织形态创新与发展。

 

 

 

注释：

 

【1】钱穆.国史新论【M】.三联书店，2001.38.

 

【2】林尚立.走向现代国家：对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解读.吴景平主编.二十一世纪亚洲发展之路【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大事记.

 

【4】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

 

【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0年1月）.

 

【6】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1993年12月7日）.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并参照国际惯例，青少年工作对象可分为三个年龄段：14-28周岁的青年，29-35周岁的青年，7-13周岁的少年。

 

【7】【美】W·理查德·斯科特.组织理论：理性、自然与开放系统【M】.华夏出版社，2002.53.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8期）

 

郑长忠：复旦大学青年组织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王珑玲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团工作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