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运动研究（7）：中国社会主义蓝狮代理时期

 

 

弘扬优良历史文化传统，蓝狮平台靠谱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矢志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青年运动近百年来的基本主题。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传统在青年中以继承、断裂、改造、新生的模式不断得到强化；实现中国富强、民主的现代化目标是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共同追求，并成为中国青年集体记忆的现代性特征。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新青年”到改革开放的一代，从单一政治斗争模式的青年运动到以青年文化为主体的青年运动多元格局，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历史风格和时代内涵不断发生重大转变。在全球化背景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青年运动将继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并以社会运动的形式而产生新的社会影响和发挥新的社会作用。

 

一、过程：文本与叙事

 

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代人都会将自己的某些记忆以一定的形式保存下来，或“为了忘却的纪念”，或为了纪念自己，理解自己，证明自己。“历史记忆是指过去的一些情节，它可以通过叙事形式加以讲述。叙事性的解释以社会结构和连续性作为自己的主要特征，正是在这种叙事框架中，个体和集体的认同才能形成并且得到传播”［1］。这就是历史文本的书写。

 

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一代新青年的诞生。19岁的青年作家王蒙在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青春万岁》中，记下了当年那群“有燃烧的信念”、“渴望在天上飞”的天真浪漫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呼喊着“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进入新中国的幸福喜悦情景。这是自1840年以来苦难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实现的一个“少年中国”梦。1950年，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毛泽东先后为上海和北京青年题词：“前进！前进！进！”“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对领袖的崇拜，对国家的忠诚，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与青春的火热情感一道，共同熔铸一代青年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是新中国建立之初青年生活和青年运动的两大主题。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共青团组织带领青年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青年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和英雄人物，以及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垦荒队、青年科技攻关小组等新的青年组织形式。青年的热情是空前的，到前线去，到生产第一线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了新中国，他们奉献的是忠诚，投入的是激情，留下的是无悔，创造的是人生。直到整个六七十年代，很多青年仍始终保持着这份素朴而执著的青春的热忱、理想和信念，涌现出邢燕子、董加耕、雷锋等先进青年典型。

 

在整个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蓝狮测速注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上并未得到大幅度提高，有时甚至处于非常贫困状态，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显著改变。但当时人们的幸福感、乐观情绪却没有在根本上受到影响，那是一个“欢乐的年代”。青年人对生活充满希望，他们每天唱着《东方红》、《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自己，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很多青年就用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一段话鞭策自己：“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蓝狮注册好不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工厂，在矿山，在农村，在边疆，在城市，在军营，在学校，青年投入的是同样火一般的热情，“把一切献给党”，“以革命的名义”（“把一切献给党”，是由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创作、并于1 954 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的名字；“以革命的名义”，是60年代初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以列宁为题材的电影的名字），是激励他们的豪言壮语。生活的贫困，工作的艰苦，政治斗争的严峻和残酷，并未使他们的热情丝毫减弱或消褪。

 

改革开放使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新时代，产生一代“新人类”。他们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追求新观念、新知识、新体制、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人生体验、新的表达方式，不迷信、不盲从、不恋旧、不屈从，热衷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主张个性、自我、权利、宽容，对思想解放、革除时弊与时尚消费、市场经济抱有同样的热情，对民族、国家高度认同，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革命、斗争乃至历史、政治、信仰等词汇已逐渐淡出“新人类”的日常生活，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发展、竞争、效益、消费、个性等新的话语系统。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文化生活愈益丰富多样，青年不必再为贫困而烦恼，更不用为政治斗争而焦灼，富裕而宽松（尽管都是相对的）的环境使青年的生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创造生活、享受生活，是青年人的新生活理念。青年领风气之先，不断创造出新的时尚潮流，在创造中同时享受生活的快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不再是一颗“螺丝钉”，他可以自由流动，可以追逐更高的收入，他所有的付出都会获得相应的报酬并以此为付出的前提。理想还在，但它常常与个人的发展前景相联系；信念还在，信念则更多的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执著和毅力；热情还在，热情是追求成功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为着某种英雄壮举——因为，在很多青年看来，这是一个只有成功而没有英雄的时代。在北京第29 届奥运会开幕式上，一曲《歌唱祖国》，令无数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比激动，甚至热泪盈眶！但对于很多青年来说，祖国更多的是他们表现自我、追求成功的一个可敬、可爱的大舞台。改革开放的一代青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赞同和支持的，但他们对此有着更个性化的适应和解读。

 

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自19 世纪中期被列强用武力打开封闭的国门，中国实际上即已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人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这本身即是全球化的后果之一—社会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争取解放和自由的一项伟大事业。19 世纪走出国门留学海外的那批年轻人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青年，他们的世界感受是中国的衰败与屈辱。新中国青年的世界感受，五六十年代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层面，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中苏分裂后的论战、各种反华势力制造的事端等，是青年关注世界的主要焦点。“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世界革命的热情在青年中传递和燃烧。改革开放后，青年的世界感受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乃至日常生活领域，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平竞争、个性自由、自我意识等新观念，也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逐步浸染到青年的精神世界之中，成为他们感受生活、感受世界的新的观察视角和思维向度。同时，青年的国家主权意识、民族主义情感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强化，对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践踏中国主权、伤害中华民族尊严、损害中国利益的任何行为，青年向来会做出异常强烈的反应。在现代社会，青年是世界的。改革开放，是中国青年真正走向世界、全面感受世界的时代。

 

经过60年的艰苦奋斗和艰难曲折，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 年来的发展建设，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大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带入21世纪，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实际上，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更是一种新的文明生活，一种新的社会实践，将培养、塑造一代又一代新人。

 

二、源流：传统与变迁

 

历史犹如一条神圣的链条，“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2］。20 世纪上叶的中国革命和青年运动，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留下丰厚的历史遗产，影响乃至决定着后来几十年青年运动的基本走向。

 

“五四运动”是一笔最富文化内涵、政治寓意和社会底蕴的历史遗产。“五四”作为青年节，每年都有亿万青年在纪念它，回溯它，思考它，是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青年所享有的盛大节日。“五四”，从历史转化为一种具有特别涵义的新传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和现代青年精神品格的一种象征。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民族振兴是五四精神所追寻的社会理想。60 年来的中国青年运动，无论规模、影响大小，持续时间长短，无论是顺应主流观念还是偏离社会规范，几乎无不以各种形式和名义借助于“五四”来为自己行为的正当性、道德的正义性和存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和证明。这是世界青年运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现象。同时，新社会将创造新传统，新传统将为一代新青年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而且，传统的流变也在塑造历史本身。

 

传统，是以聚焦的方式来映照和凸显历史。借助这一透镜，人们可以超越历史的迷雾，直观自己的过去和想象、塑造自己的未来。青年是“五四”传统最直接的继承者。批判、变革和创新，是五四精神的实质和核心，因而具有某种“反传统”的性质（对于“五四”的“反传统”倾向，理论界多有论述，并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但对于“五四”的“反传统”论者褒贬不一。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旨在说明青年运动的某些价值和行为特征，并非在此对其做出确切的肯否判断）。这里所谓的反传统，不仅反古老的旧传统，也包括新近的“被发明的传统”［3］［“被发明的传统”是“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总之，传统并不一定是古老的，人们在继承旧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传统，而且这种创造完全可以是出于某种目的并借助某种手段（特别是现代媒介传播技术），而人为制造或“大规模生产传统”，并获得大众认同］；不仅是旧习俗、旧观念，也包括在急剧社会变迁中不适应时代潮流变化的一些新习俗、新观念，乃至于某些因社会认同和整合机制的滞后效应而暂时不能为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新事物、新思潮。反传统的精神实质就是求新，求变，就是批判，创造。对于“反传统”的青年人来说，没有权威，没有永恒，没有什么不能抛弃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不能创造的东西。青年既是传统的继承者，也是传统的批判者，既是传统的革新者，也是传统的发明者。他们在继承、批判、否定中不断地解构和重建传统——尽管其间不乏某些过激、偏离、越轨的行为，乃至造成传统一时间的某种断裂，但其精神指向是矢志不移的，而结果则更多的是传统的再造与新生。历史已经证明，不能再造和新生的传统，将成为历史的巨大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一定要被站在新的文化立场上的革命力量所摧毁”［4］。

 

新中国建立，青年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传统的意义亦将予以新的解读。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青年反传统的主要指向是旧传统——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的话，新中国建立之后近30 年青年的反传统则主要指向新传统——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商品意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切带有资本主义和西方色彩的东西（实际上，这是20 世纪20 年代由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一批青年革命文艺理论家提出的“无产阶级新五四”的继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生活的特殊背景，对于中国这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资本主义自然被看作是对国家主权和新政权执政基础的最主要威胁。因此，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像扫除灰尘一样清除所谓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也成为这一时期青年运动和青年一般社会政治、文化以至日常生活的基本主题。随着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相继展开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愈演愈烈，特别是实行极端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的反传统也逐渐呈现出极端激进和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倾向，直至酿成红卫兵造反的时代悲剧。但是，在另一方面，青年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认同也在一种极端政治化和高度革命化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迅速完成，青年对社会、对国家、对执政党的情感与信仰，始终保持着很高的热情与忠诚。

 

改革开放后，青年对传统的反叛和抗争出现一种新的局面和情势。“我不相信！”“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两句诗一度在青年中广为流传。首先是质疑，然后是寻找精神家园的回归之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直到80 年代中期前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将青年的这种质疑和寻找不断引向深入，他们试图在独立的思考和各种实际生活体验及尝试中，对传统做出新的理解和创造。80 年代，是一个与刚刚过去的阶级斗争年代决裂的年代，是一个新思想、新事物不断诞生的年代，是颠覆旧传统创造新传统的年代。在刚刚进入新世纪不久，国内曾掀起一股“八十年代怀旧风”，称那是一个“火辣辣的青春年代”，“一个理想、激情、真诚、希望的浪漫年代”，“八十年代，人人都有一种继往开来的激情”。80 年代是一段“值得我们反省、批判、甄别，但更值得我们纪念与珍惜”的历史［5］。青年是80 年代最活跃、最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社会群体。然而，80 年代那个最沉重的结尾也是由青年人来完成。

 

90 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流行，跨国公司、新兴技术、互联网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一道汹涌而来。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青年似乎来不及更多地思考，常常是出于本能和无奈的应对以及应对中的自我调适与反省。青春的脚步变得急促甚至有些杂乱，这考验着青年本身的适应力，也考验着社会的理解力——“70后”、“80后”、“90后”、“世纪儿”、“鸟巢一代”……但青年所有的创造都在这一急促的过程中完成——没有英雄，没有精英，没有模范，没有典型，只有一个个成功的案例，只有一道道靓丽的风景，只有一波波流行的时尚，只有一阵阵刺耳的叫声。但这已经足够了，成败得失，是耶非耶，现在还不应急于做出任何判断，一切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或许——这就是现代性，就是现代性的新传统。而事实是，正是这群人每年在纪念“五四”，回顾“五四”，同时在创造“五四”。

 

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使青年人深刻反思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革命斗争的情结，理想主义的情怀，浪漫主义的情思，爱国主义的情感，等等，似乎一切都进入价值重估的视域。人生的路怎么走？个人的价值是什么？怎么对待金钱和享乐？怎么对待奋斗和牺牲？如何理解过去的历史，怎样应对当下的竞争？所有这些都将使青年对传统的东西，包括过去30年创造的东西做出新的考量和决断，需要使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再造和获得新生。又是一个30年过去，青年基本完成了这个过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潮流相适应的新观念、新思维、新生活，总之，一种新的传统在青年中诞生，它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与权利，具体表现为对青年个性的崇尚与尊重，对青年权益的维护与保障，并在这一基础上，谋求青年个性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青年与社会的和谐与共同进步。但是，这个过程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它需要社会对青年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更需要青年对社会的责任与热诚。当“朦胧诗”被指责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当“蛇口风波”被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蛇口五四运动”，当“少年写手”对文坛的权威发起近乎粗野的挑战，当“超女”李宇春能否入围改革开放30 年风云人物引起舆论界轩然大波……这一切都预示着青年与社会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会是一种艰难的磨合，双方都可能陷入一种忧虑和焦灼。但新传统必将产生，这必然寄希望于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求索和创造，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过是一个世代交替的过程。

 

从传统的继承者，到传统的反叛乃至破坏者，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然而这却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和必然。青年不可能甘心充当黑格尔所说的传统的管家婆的角色。恩格斯曾经说过：“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6］。但青年人更多是凭直觉和自然本性感悟到这一历史真谛的，所以青年人的反传统常常并非完全由理性所主导，蓝狮平台设备而多是由浪漫的政治理想和青春激情所支配。青年人的直觉与感性，他们的浪漫和激情，使他们常常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充当激进的改革者、革命者的角色，对传统（包括新的、旧的和正在形成的）展开猛烈冲击，则往往是他们最初的社会参与方式和社会行动选择。这是“五四”以来青年运动反传统的最重要特点之一。

 

三、风格：形式与意义

 

革命，是20世纪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词。战争年代，青年热血贲张，前仆后继；新中国成立，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青春，挥洒热情；在改革开放年代，青年敢为天下先，立时代变革之潮头。中国革命历史上，革命青年的形象是引人瞩目的。同时，青年革命，也成为中国革命史（包括改革史）中无比生动而又异常复杂的一部分内容。特别是当革命出现曲折、步入歧途或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和转型的时刻，青年或为之付出青春的代价甚至做出牺牲，或因其幼稚、浮躁、冲动而影响社会安定。在阶级斗争年代，一些青年将他们的师长、前辈等当成革命的对象，进行残酷斗争，酿成一起起人道、伦理和政治悲剧（但青年为那个年代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如反右运动中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被划为右派，在清华、北大等院校中，学生右派超过教职员右派人数。1958年至1961年高等院校毕业和在校学生中，有15万人在政治运动中受批判和处分）。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交错纠葛和更复杂的政治原因，青年中各种不安定因素此伏彼起，最终导致一场政治风波爆发。革命堕入青年的狂欢和少年的游戏。六十年代的红卫兵、八十年代的学潮，已成为社会和一代青年记忆中难以抹去的梦魇。鲁迅当年曾声称自己的有些主张“是由许多青年的血换来的”。这在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浪漫，是20世纪中国青年运动的风格特征。20世纪初，浪漫主义西风东渐，进步青年“呼万岁以欢迎之”。五四运动后，浪漫主义风靡青年，成为中国青年革命的流行色。鲁迅曾热情推崇浪漫主义。巴金被称为“中国的卢梭”，“是中国革命青年的启蒙老师”。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一班文学青年，更以“卢梭式的反叛”催生了中国现代青年文化的诞生。浪漫主义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突出了其革命性、理想性特征。1939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者、革命者、理想主义者实现了统一，并由此而奠定了中国革命和青年运动的一种重要风格特征。

 

革命与浪漫结合，无论对于革命，还是对于浪漫，在特定情况下都可能会发生某些形式上或意义乃至根本性质上的变异。一方面，革命作为一种政治信念和社会理想，将为浪漫主义的激情释放创造无尽的想象空间，激发起一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而浪漫主义的激情与想象，亦将为革命提供巨大的精神能量，无私无畏，敢于反抗，勇于牺牲，乐于奉献。在战争年代和困难时期或某些极端境况下，这无疑是一种宝贵的精神品质。而另一方面，当革命被简单理解为暴力时，革命的浪漫将成为一种失去理性的激情；当浪漫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激情时，浪漫的革命将成为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纵欲。有研究者指出，在晚清的历史社会空间，革命话语日益膨胀，后经卢梭及其思想的刺激，革命变得“浪漫化”，革命的内涵出现单一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导致社会处于亢奋状态，增加了社会发展成本和政治现代化代价［7］。这种观点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证明。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都属于“浪漫的革命”或革命浪漫化的后果。而浪漫是青年的天分，因而青年既是这些浪漫革命中最激进的浪漫派，同时也是浪漫革命恶果的受害者。

 

浪漫主义本身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是一个危险和混乱的领域”。有人认为它是三头蛇怪的一颗头颅，另外两颗分别是改革和革命。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则说：浪漫主义就是革命，“革命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显然是一切。”浪漫与革命的混血，是一种世界性现象。革命走向浪漫，浪漫步入革命，都是异常之容易。浪漫主义是“现代性的自我批判”［8］，这种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现代性总是与“青年造反”相联系，而青年造反、浪漫主义、现代性又总是具有反身性——指向自身，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都属于反身性或自反性概念，含有内在的自我指向，而且必须在自我否定中完成它的全部过程和实现它的全部价值。当革命走向自我，它首先要突破的是人的情感这个既十分柔弱又异常坚韧的外壳，要走向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世界，因为理性是无法完成自我革命的使命的。这时，革命将面临最大的风险，要么，革命毁掉自我，要么毁掉世界，包括革命本身，而这似乎都是绝无可能避免的必然结果。于是，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告别革命，告别浪漫！希望从此将不再有革命，不再有浪漫。

 

90年代中期，告别革命的呼声曾一度流行。“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对20 世纪中国来说，对革命的反省可能是最深刻的反省。“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壮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又把中国推向互相残杀的内战泥潭。当然中国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输出革命”［9］。尽管这里对革命的概念做了比较狭义的界定，但说者的意思仍是明确的，“革命”仍具有一般性的涵义，要告别的不仅仅是暴力革命。因此，“告别革命说”一出现即引起强烈的反应，而表示赞同的声音要远弱于批评的声音。

 

还有学者悲情陈诉：“生活在当今中国大陆四五十岁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是六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学生，都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革命狂热的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激进的造反岁月，有一种反叛正统僵化的官僚体制的朦胧的理想主义，这一代人在‘破四旧’的大游行中，在广场上手挽手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感受到长期受压抑的青春激情得到宣泄的快感。正因为如此，对于浪漫主义所赋予人们的那种冲决罗网时巅峰生命体验，有一种切身的感受。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整整一代人，会像大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学生那样，会如此广泛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承受到政治浪漫主义魅力的吸引。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具有多义性，至少对于这些受浪漫主义的诗情梦幻所支配的人们来说，这种悲剧，提供了批判地反思人类都体验过的这种精神状态的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是产生各种浪漫主义的沃土。深受传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开放伊始的时代，也许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更难拒绝浪漫主义诗情梦幻的诱惑。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与愤懑，需要经由某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来释放，来表达他们对公平理想的渴求。他们必然要抓住某些抽象的理念，以亢奋的激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贫穷、落后、充满历史带来的种种实在的或潜在的危机与创伤的古老民族与社会现实，又最无法承受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的悲剧性后果。正因为如此，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对自己民族负责，更需要拒绝浪漫主义。”“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梦幻诗情的理想主义时代，是人们在为美丽的理想献身中，在为乌托邦激发的青春热情中体现人生价值的时代，走向新世纪的人们，怀着一种略带温情的敬意与伤感，怀着理性、坦诚与热忱来与这个时代告别，也许是对这个浪漫时代的先驱者们的最好纪念”［10］。

 

但是，无论是告别革命还是告别浪漫的说辞与诉求，尽管其中含有许多值得思考和鉴戒的东西，但其内在的心理情感和社会认知层面，实际上都是对革命和浪漫的一种基于对历史简单而直观理解的误解或误读。革命并非天生即与罪恶结缘，革命也不完全就是暴力和血腥，浪漫更不是革命走向罪恶、暴力、血腥的必由之路。或恰恰相反，革命和浪漫从来就是人追求美好社会和人生，实现自我和社会解放的一种历史途径。革命和浪漫，将作为一种不断更新和演进的历史范畴，赋予它新的历史内涵。反身性或自反性概念，既预示着风险，同时它也“试图在循环语境中提升社会学家的‘自知’、创新能力和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即反身性或自反性并非注定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它可以在循环中提升人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的理性自觉，从自我指涉、自我反驳、自我否定的悖论中解放自我或人本身。对于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来说，没有浪漫，将没有青春；没有批判，将没有自我。而没有青春和自我的青年，必将是枯燥、沉闷、死寂的一代。问题只在于，社会不要在有意无意之间再去制造革命与浪漫的神话，再为青年设置一道又一道美丽而充满诱惑的革命和浪漫的陷阱。

 

当一些人呼唤告别革命、告别浪漫的时候，革命和浪漫或许在青年中正处于现在进行时。青年曾经为革命和浪漫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自觉也在这血与泪中生成，但他们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一些人根本不同——革命和浪漫，是需要不断进行新的打造的传统，要使其获得再造和新生，并在这再造和创新传统的过程中，建立起青年与社会、与历史的新的关系，剥夺、打掉任何悬在青年头顶的权杖，实现个性自由全面发展和自我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1］。艺术、生活和政治，向来是浪漫主义最活跃的领地，在艺术中萌生，在生活中亮相，在政治中表达它全部的蕴涵。从艺术到生活再到政治，当它完成这三级跨越后，即将为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划上一个或完美或残缺的句号，但这又意味着下一个周期的开始。浪漫主义的生命永远没有终结——如一只高山之鹰，在盘旋中翻滚、升腾，或扶摇直上，或急剧俯冲……浪漫主义的本质，就是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想象和激情。

 

20世纪的中国青年，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军”的姿态，高擎各种各样的革命旗帜，挥洒着革命英雄主义、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一路走过来，并以“革命小将”的身份在风云激荡的革命世纪做最后亮相。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他们开始实现自己的后革命转型（“后革命”的概念最初是由当代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提出来的，用以指全球化语境中革命的后续过程与历史转向。在国内被借以指改革开放以来这段时期，主要特征为仍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政治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领域，既延续了以往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型。本文借用这一概念主要用以强调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过程中传统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迎接一个新的革命的、浪漫的时代。

 

“用明天去感悟历史，而不是用历史去解读明天，这是青年人的性格。青年人不属于过去的历史，青年人本身从来不甘心于仅仅把自己置于未来虚幻想象的光环之中。对青年人来说，未来就是现在；青年人永远处于历史与明天的叠合处──他之所以还属于历史（但不是过去），是因为他能自觉于历史的进程；他之所以属于明天，是因为他能自觉于自己的责任与使命。青年人的历史感悟，常常是那么富有灵性，富有青春浪漫的气息，他们在历史画卷上留下的总是浓重而绚丽的色彩”［12］。伴随共和国的脚步，中国青年走过60 年的青春岁月，这段时光已化为历史。而对于历史，青年人向来有青年人的解读方式，有他们自己对历史的感悟，同时也给社会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