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四例安徽农村青年的城镇化进行后续性思考，蓝狮平台怎么样将农村青年的城镇化分为主动城镇化和被动城镇化两种类型，提出农村青年城镇化具有对其他农村青年起到示范效应、提高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体现农村青年社会行动的理性化等积极意义，并通过分析农村青年的城镇适应与发展困境，提出增强农村青年城镇发展可持续性的对策。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青年；发展

 

明艳（2008）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青年的城镇化。2005年我国2.94亿名14-29岁青年的城镇化水平为47.44%，4.297 亿14-35 岁青年的城镇化水平为48.52%，高于全国总的水平42.99%。青年人口的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青年的城镇化比其他年龄的人群规模大，进程快，可以说中国的城镇化是青年人的城镇化[1]。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青年更多更快地分享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成果，也需比其他年龄人群应对更多的城镇适应与发展困境。

 

一、农村青年城镇化个案：问题的提出

 

从农民开始大规模务工流动的十多年来，成为城镇人口一直是部分农村人口奋斗的目标，在相对仍然较为封闭的乡村，谁若实现了这种人生的飞跃，会立即成为方圆一带热议的话题。本文所列的个案来自安徽四地，前三个个案都是当地农村尽人皆知的“名人”。

 

【个案1】李某，男，23岁，来自安徽蚌埠农村。父母均50 多岁，身体健康，50多岁的他们在农村还可有所作为。年轻时的父亲跟随当地一包工头修路筑桥赚了些家底。母亲是当地一所农村小学的教师，两个姐姐出嫁前帮助料理十几亩田地，这帮助李某积聚下了后来创业的资本。父亲看到近年来由于农村青壮年纷纷因打工而外出，农忙季节十分依赖机械化收种，便率先购置了当地第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与渐渐成年的儿子李某在家乡一带接受委托，共同操作，帮助收割，赚取劳务报酬。一时之间，无人与之竞争，处于行业“垄断”地位。

 

随着李某到达结婚年龄，李某父母在当地镇上购置了一套三居室房子作为婚房，并按照城市的居住习惯进行了装修。李某的妻子因而以嫁给李某成为“镇上人”为荣。此时，村里自己家中十几亩田地的劳动量只是“捎带手”的事，李某提出与父亲再添置一台农机，转租了部分外出打工人家无力耕种的土地，成为远近闻名的“农场主”。

 

【个案2】齐某，男，25岁，来自安徽无为农村。16岁辍学后到南方城市打工，攒了些钱，之后回省城租了间门面做起建材生意。随着收入的增加，在父母的支持下在省城一个颇有规模的楼盘购买了住房，其父母将农村老家土地转包他人，随独生儿子共同料理生意，齐某正式定居城市。

 

【个案3】小刘，女，24岁，土生土长的安徽桐城农村女孩。小刘从小聪慧好学，蓝狮测速优秀的学习成绩一直让父母引以为荣，成为父母坚决支持她读书的动力。小刘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18岁便考取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大学期间的小刘仍是十分刻苦，拿过多种奖学金，大三以后又参加了很多社会实践、勤工俭学活动。因为她明白，一个在城市无依无靠的农村女孩，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汗水，才能换取理想的未来。大学毕业的小刘知识储备与实践能力并重，顺理成章地成为北京一家知名企业的员工。

 

【个案4】关某，男，19岁，家住合肥城郊，18岁时中学毕业辍学在家。由于城市建设需要，关某家中田地被征用，住房被拆迁，随父母住进郊区的拆迁安置房。告别了土地的关某正打算学习汽车修理技术，将来开一个汽修店铺。

 

随着我国社会流动渠道的日益畅通，蓝狮研究项目城市的“拉力”与乡村的“推力”共同作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上述农村青年的城镇化均可被视为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成为农村青年新的参照群体，起到了某种积极的示范效应。由此，我们有必要从城镇化视角出发，认真考察农村青年发展的相关问题。

 

 

 

二、农村青年城镇化：类型或途径

 

文军（2005）曾对农民市民化的基本途径进行概括，认为“自1958年中国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来，农民要转变为市民，其途径基本上只有三条：一是通过联姻，或者被没有小孩的直系亲属收养；二是城市工厂招聘进城，获得城市户口，但这种机会极少；三是考大学或参军，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或做了军官以后转业被安置在城市工作”【2】。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一般的农民很难走通其中任何一条道路。本文认为，随着社会政策的日益宽松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具有了强烈的成就动机和发展意识，构成主动要求城镇化的主体人群。另外，城镇建设的迅猛发展及对建设用地的大量需求，也造就了一批农村青年被动型的城镇化。

 

1．主动的农民变市民型

 

有些农村青年勤奋聪明，有极强的成就动机，能认真规划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他们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主动地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

 

（1）创业型。个案1 和个案2 均可被视为经由创业的农民变市民型。个案1 中的李某通过在镇上安置小家庭，用以标明自己的与众不同；个案2 中的齐某更是跳出农门名至实归地城市化了。在良好的经济大环境中，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为农村青年创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郗杰英、胡献忠（2008）在总结当代青年的创业特点时指出，青年作为自主创业的骨干力量，主要包括进城务工青年、大学生、下岗失业青工、农村青年、留学回国青年、残疾青年等。当代社会的制度安排对他们的创业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青年提供了创业基础；二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青年创业提供了发展空间；三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青年创业提供了激励机制【3】。良好的创业氛围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

 

（2）升学型。个案3的小刘也是主动由农民变市民的例子，所不同的是在女性创业更为艰难的客观环境下，通过升学成功跳出农门也许是最好的选择。自1978 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扩大，至2007 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22%，全国总人口中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已达7000 多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籍青年。尤其在2007 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推及全国之后，很多农村家庭得益于“种田不纳税，上学不交费”，国家对大学贫困生的各种资助政策也给农村青年学生的升学带来了信心。

 

（3）其它型。比如联姻，比如收养。

 

2．被动的农民变市民型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如火如荼，城市拓展、新城建设离不开征地拆迁。农民赖以生存的“主业”和“饭碗”随着田地被征用而无以为继，但是新的机遇也摆在面前。个案4是一个例子。从城镇化后的反应看，被动地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农村青年又可分为两类：

 

（1）顺应型。特点是离开土地后能很快适应市民身份，积极获取谋生技能，积累城市生活资本。以罗伯特·帕克和欧内斯特·伯吉斯为代表的芝加哥古典生态学派认为，城市是一个有秩序的、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对城市组织过程起支配作用的是竞争与共生，人们为了生存而相互依赖与竞争。作为市民生存于城市，首要任务是拥有竞争能力，“顺应型青年”能够适应这种竞争与共生。

 

（2）迷茫型或叛逆型。社会学家齐美尔在研究城市社会心理时指出，与农村相比，城市生活环境复杂，生活节奏较快，社会组织严密，时间观念强，感官刺激强，个人应适应城市。而滕尼斯则评价城市生活的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身处城市这个环境中，人们便会“变坏”。对于因征地而被动城镇化的农村青年而言，身份的转变除了由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人口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心理上的真正适应来加以配合。这种适应是一种再社会化过程，也是“作为一种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人难免会无所适从，产生迷茫甚至对抗心理，构成威胁城乡社会和谐的潜在因素。

 

 

 

三、农村青年城镇发展：意义与困境

 

1．农村青年城镇发展的战略意义

 

从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农村青年进入城镇有益于实现我国城镇化与现代化建设目标；从微观角度看，农村青年城镇化有益于提高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有益于形成良好的创业和学习氛围，有益于整个农村青年群体成长成才。

 

（1）参照群体的示范效应促使乡土世界产生良好的创业和学习氛围。农村青年无论是主动城镇化，还是被动意义上的城镇化，从根本上说，有利于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它除了具有城镇化的一般作用外，比如促进社会生活方式的更新、社会组织体系的创新以及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还具有对于其他农村青年而言无可替代的积极示范效应。从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角度看，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业劳动者是我国社会最大的社会分化和流动之母体。改革开放后，这个母体释放出大批其他阶层成员，比如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个体或合伙工商劳动经营者、私营企业劳动者、乡村干部、科教文卫工作者、受雇佣者（包括农民工），等等。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从农村人口中涌现，他们自下而上的流动，既是自身的成功，也是整个家族的成功。这种结合了横向和纵向向上流动的社会身份转变，在“熟人社会”的乡土世界往往引起强烈的示范效应，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效仿，构成农村青年人生发展的优良参照群体，加快了乡村社会信息的流通和观念的更新，营造出空前的创业和学习氛围。

 

（2）农村青年城镇发展对提高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家庭中只要有一人在城镇就业，就能相对提高整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家庭增强风险抵抗力，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3）农村青年主动寻求个人身份的城镇化是农村青年理性选择的体现。陈映芳等（2003）在对农民获得“非农业”户口以后的社会流动进行考察，认为他们依然很难实现预期的向上流动。但这至少包含了这个判断：农民对自己的行动有自觉的“预期”。20 世纪60 年代舒尔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农业经济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答案：农民本质上是理性牟利者【4】。在自觉预期的支配下，主动寻求个人身份的城镇化是农村青年理性选择的体现。

 

2．农村青年的城镇适应与发展困境

 

农民的初次社会化过程和城市居民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一是农民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家族等初级社会群体中进行；二是农民社会化的内容以传统规范及农业生产技能为主；三是农民的社会化在方式上多是情感型的，而城市居民则多是理性化的【5】。因此，成为城镇居民只是农村青年人生发展历程的一个里程碑，他们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再社会化，进行城镇适应。

 

（1）心理困境。农村青年城镇化对个体而言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转变，社会地位的改变能使个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发生改变。当一个人从一个工作环境转到另一个工作环境时，以前养成的习惯到新环境后还没有养成，还未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此时对于新的工作环境来说，他的所属性是不稳定的，因此产生紧张感、失落感，表现出过分小心、谨慎、自卑感和不敢自作主张，对自己的天性进行抑制等。农村青年正是如此。他们一方面需要尽快适应城镇社会，另一方面仍需和乡村社会保持一定互动，否则会被指责为“忘本”。例如，逢年回乡探亲，清明回乡祭扫，乡里乡亲的有事相求勉为其难也要知难而上。德国心理学家勒温将对两个社会群体都有参与、但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称为边缘人。边缘人的概念尤其适用于刚刚完成外在身份转变的农村青年。边缘人状态折射出这部分原本是农村人的青年群体的心理困惑。

 

（2）社会困境。近年来，城市新移民青年的概念在学术文章偶有出现，指的是从农村户籍变为城市户籍（包括主动寻求型和被动变动型），或户籍虽未变动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时间较长的青年群体。城市新移民的城市适应往往面临社会关系排斥。豪斯等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关系。首先是社会关系存在的量的方面，包括交往的人数多少、交往的频率如何；其次是社会关系的结构方面，主要指社会网络的密度、同构型、多样性或分布；第三是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即社会关系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如何。依据以上框架，社会关系排斥是指交往人数和频率下降，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6】。农村青年在进入到新的城市社区后，一方面，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减少了他们社会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城市原有居民的排外态度使他们从主观上感受到一种社会排斥，他们需要突破以往以血缘、姻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寻求业缘、地缘、趣缘等社会关系的补充。

 

（3）经济困境。首先是职业适应。“立业”是青年阶段首要任务，决定着青年人群对城市的经济适应状况。无论是主动的农民变市民型，还是被动的农民变市民型，首先需要寻求一个赖以生存的非农职业（或行业）。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问题时发现：青年的阶层背景对其职业适应水平有一定影响， 即父亲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程度）与子女进入工作岗位时的初职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周雪光，2003）【7】。父辈较低的社会阶层地位使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的初职受到一定制约。尤其对于农村籍大学毕业生而言，严峻的就业形势往往使他们羡慕“父母有能力、有关系”的同学。王学举（2007）以两位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为个案，发现农村背景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意味着很多：在感受到城乡差距的大背景下更切实的感受是家庭弱势，蓝狮公司也就是相比于城市同学来说，家庭经济负担比较重，家庭经济支持比较低；虽然他们认为家庭弱势并不影响人格平等，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和更多的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家庭弱势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消极的感觉，比如“悲观”、“尴尬”、“无力”、“渺小”【8】。

 

与城镇本地青年相比，艰难的职业适应使农村青年实现户籍转变之后，在收入水平、职业稳定性、消费方式等方面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

 

（4）失地农村青年对待城镇化的矛盾心态。党的十七大强调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辜胜阻（2008）指出，我国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9】。政府的行政导向使失去土地之后的大批农村人口被动城镇化。失地农民用“拆人房子、端人饭碗、敲人主业、挖人祖坟”的民间顺口溜评价征地和拆迁工作，体现出对待城镇化的抗拒心理。毛丹、王燕锋（2006）通过对浙江J 市一些城郊村的案例分析，发现在政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原来的安全条件受到破坏，强烈的转型不安全感使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从主观上不愿做市民【10】。

 

陈映芳（2003）对上海市郊区征地农民的调查发现，随着职业、身份的非农化，征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就业难”。然而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待工失业的人群中青壮年占有相当比例，当地职能部门干部认为原因是他们“怕吃苦”【11】。对待城镇化的矛盾心态使部分失地青年成为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四、应对困境：增强农村青年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指引下，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尤其是农村青年的城镇化，对提高城镇人口的数量比例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大批农村青年成为城镇人口，既是政府行政导向的结果，也是农村青年在个人成就动机驱动下自身努力的结果。实现身份转变之后的农村青年成为城镇新居民，仍需要在宏观社会环境与个人境遇之间找到合适的结合点，以实现其人生在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

 

1．从宏观层面来说，国家应通过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安排，加强就业与创业帮扶，为农村青年的城镇创业与就业提供制度保障与政策扶持

 

相关调查显示，青年是创业活动的骨干力量，其中尤以29-34 岁的青年最为积极。社会正朝着有利于青年创业的方向发展，共青团在推动青年创业文面做了大量工作。从具体的政策措施看，1998 年共青团中央推出“中国青年创业行动”，帮扶下岗失业青年、农村青年、进城务工青年、大学生等进行创业；2007 年共青团上海市委牵头启动“上海市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兰州市自愿创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可申请小额贷款；广州市大学生创业可免交42 项管理、登记等费用；2007 年，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全国工商联共同倡导发起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在福建省展开，为通过评审的青年创业项目提供3－5万元无息贷款，并由创业导师提供三年“一对一”陪伴式创业指导，帮助青年创业成功。政府应通过大众传媒加强此类创业政策宣传，并优先扶助农村背景青年的城镇创业活动。

 

2．从中观层面来说，社区应通过社区管理和居民互动发挥服务保障和情感支持作用

 

农村青年城镇化后分散于各个城市社区，社区这一区域性的社会共同体是由制度、网络和居民等各种要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纽带关系。城市社区是各种背景不同的居民交叉居住和相互交往的场所，居民之间具有一种非制度化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对刚刚完成户籍身份城镇化的农村青年而言具有强大的社会情感支持作用。同时，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接口，社区能够通过社区管理与服务活动，直接或间接提供居民所需的社会救助、再就业、社会保险等保障。城市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化的一项重要探索就是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社区保障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对社区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救助工作、职业培训、职业介绍、就业指导、非正式就业等再就业工作、社会保险制度的具体日常实施（如发放保险金）等社会保险工作，都可以通过社区来完成。

 

3．从微观层面来说，城镇化不仅体现在农村人口户籍身份上的变化，同时要求这部分人口具备现代性，成为和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这是适应城镇生活的根本途径

 

美国社会学家A·英克尔斯（1992）认为，现代人是指“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在同传统的影响来源的关系中，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特别是他决定如何处理个人的事务时尤为如此；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12】。对于农村青年，尤其是失地农村青年，应破除等待和依赖心态，主动转变传统观念，积极接受教育培训，谋求生存技能，提高竞争能力，以开放的姿态顺应政府征地带来的身份转变。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个案中的前三位农村青年对自身的人生发展是基本满意的，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来自故土的赞叹。但是，个案1李某喜欢的中学同窗女孩考上大学后退了他家的彩礼，弃他而去。因为女大学生渐渐觉得与初中毕业的李某没有了共同语言。而当李某父母放话重新物色儿媳时，四里八乡的媒人纷至沓来，让李某再次体验到来自乡村社会的荣耀感。个案3小刘虽然通过升学留在了城市，但没有任何背后支撑的她只能以勤奋作为立足城市的条件，而她在众多农村背景的大学生中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一个。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要求社会的一切进步都应该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城镇化是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应体现在城镇人口比重的提高上，更应该体现在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之后人生发展的持续性上。化解农村青年城镇发展困境，需要政府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唯此方能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既有数量攀升，也有质量提高。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的城镇化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城镇化意味着农民对现代化、工业化成果的分享，农民城镇化必须以尊严而体面的生活作为结果。这个结果如若不能实现，不如退而结网——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继续享受农村稳定的人际关系、文化和精神生活，自信地实现从温饱向小康过渡的生活目标。对农村青年城镇化进行后续性思考的意义，正是站在农村青年主体的角度考察他们从城镇化中的获益状况。

 

 

 

参考文献：

 

【1】明艳.2005 年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J】.中国青年研究，2008（1）.

 

【2】文军.论我国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J】.南京社会科学，2005（1）．

 

【3】郗杰英，胡献忠.当代青年创业与社会的制度安排【J】.中国青年研究2008（1）.

 

【4】【11】陈映芳.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5】李守经主编.农村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3－44.

 

【6】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3）.

 

【7】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7.

 

【8】王学举.农村背景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基于两位农村大学生的个案研究【J】.青年研究，2007（11）.

 

【9】易善策，杨俊.辜胜阻解读十七大“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EB/OL】. theory.people.com.cn，2008-1-23.

 

【10】毛丹，王燕锋.J 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农民的安全经济学【J】.社会学研究，2006（6）.

 

【12】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M】.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424.

 

（原文载《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8期）

 

李磊：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

 

责任编辑：王珑玲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团工作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