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统领农村工作全局的基本思路。我国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柯炳生教授认为，蓝狮测速这是从建设的角度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努力的战略工程，新农民的培育是其中的基础工程。本文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农村青年状况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和2006年山东青少年研究所对外来务工青年的调查为基础，以相关历史文献和国家统计局2005年有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研究当代农村青年的职业分布和从业意向，探索培育新农民的思路与方法，对共青团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力点提出了一孔之见。

 

一、客观现实：青年农民队伍迅速萎缩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2005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提供的权威数据，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乡村人口仍然有9.43亿，扣除60岁以上的老人和学龄少年儿童，乡村劳动力资源为5.29亿人。其中，从业人员4.9亿，富裕劳动力3442.7万人。从业人员的行业分布如下（见表1）。

 

表1：2000—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行业分布情况（万人，%）

 

根据近年来许多大样本调查和对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区域性统计，在占农村从业人员39.5%的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中，绝大多数是35 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在吸纳了1.3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和目前1.2 亿流动打工者中，主体都是农村青年。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的青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农村青年真正从事农林牧渔产业的比例已经非常低。

 

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先生曾根据农民与生产资料结合的不同方式以及使用生产资料的不同权力，将当代中国农民划分为农村干部、乡村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乡村脑力劳动者、乡企职工、外出务工人员、难以劳动者8 个不同的阶层。借鉴陆学艺先生的划分方式，我们不仅可以分析我国农村青年在各个阶层的分布，而且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青年在乡镇企业、外出务工和个体经营者三大群体高度集中，青年农民队伍迅速萎缩的现实状况。这种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年向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农村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巨大隐忧。

 

1．合法选入村级干部队伍的青年缓慢增加，但总体比例不高

 

村级干部是一批没有国家干部身份但有薪俸的农村管理者。在政府的发展规划和农民的利益要求之间寻求平衡，是村级干部最直接的工作目标。鉴于这一工作任务所包含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乡土中国对社会管理的特殊要求，没有相当的人生阅历、个人威望甚至家族背景常常是难以胜任的。因此，即便在实行了多年村民直选之后，能够走上村级干部岗位的，绝大多数依然是“老谋深算”的中老年人。2004 年底，山东农村两委换届，当地共青团组织大力推动村团支部书记进“两委”工作，作为试点县的阳谷县和鄄城县，团支部书记进两委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7.5%和73.5%。在两县965 名直选进两委和进入两委后兼任团支部书记的青年干部中，30 岁以下的只占10%和9.5%，35 岁以上的分别占56%和51%。可见，农村青年要进入乡村事务决策层，还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

 

2．乡村企业的管理者中青年比例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随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逐步分离，蓝狮平台官网注册能人承包企业的模式日益普遍化。这就在客观上为那些通过外出打工学会了一技之长并掌握了初步的管理方法的青年在乡村企业内部的上行性流动提供了可能。陈俊杰在其博士论文《关系资源与农民的非农化———浙东越村的实地研究》中，以越村五金厂的创办、发展、分化为主线，真实而具体地描述了村办企业的管理权由党政精英向经济精英、技术精英手中转移，同时也是由年长者向较为年轻的管理者手中转移的过程。在沿海许多发达地区，同样的过程表现得相当普遍。从乡村企业的班组长、业务员、技术员、车间主任到厂长助手，然后自己挑头承包工厂的事例，近年来在农村青年中是屡见不鲜的。在乡镇企业直接与大市场接轨的新一轮发展过程中，有知识、有文化、懂管理、会经营的农村青年，在企业管理层的比例正在继续上升。

 

3．乡村私营企业主大多“出身于”创业青年，但地域分布差别较大

 

私营企业主是指雇工8 人以上、占有企业生产资料的私营企业的所有者，是农村中收入相对较高的阶层。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阶层进入社会统计，最早的资料见于1990 年。当年农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113 万。2000 年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数达到了1139万，是1990 年的10 倍还多。2004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024 万，4 年增长1.78 倍。虽然目前农村30-40 岁的私营企业主比重较大，但他们当中许多人在起步之初，却是名副其实的“创业青年”。从地区分布看，沿海开放地区的“小老板”明显多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年轻私营企业主也明显多于经济落后地区。在2004 年底乡村338.2 万户私营企业投资者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辽宁七省市就有181.9 万户，占全国乡村私营企业投资者的53.8%；乡村2024 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上述七省市1166.7 万，占乡村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的57.6%。显然，在农村私营企业最发达的省份，也是农村青年成为私营企业主机会最多的地区。

 

4．乡村个体劳动者青年远远多于成老年

 

个体劳动者是拥有某种技艺或经营能力，使用自有的生产资料和家庭劳动力，从事某项专业劳动或自主经营的业户。就收入水平而言，他们在农村一般属于中上等。由于农村个体劳动者注册管理不如城镇规范，相关统计长期缺失。目前可以见到的统计数据始于1990 年。当城镇个体劳动者由1978 年的15 万人发展到1990 年的614 万人的时候，农村却一下子冒出了1491 万个体劳动者。显然这不是一个晚上突然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2000 年，农村个体从业者达到2934 万人，占乡村从业者的6%。2004年，农村个体从业者有所下降，但绝对数量仍然保有2066 万人。大量的观察表明，无论是“漂”在都市的出租车司机、长短途货运人员、餐饮业的小老板、走南闯北的个体商贩，还是在全国各地租房开业的发廊妹、裁缝师傅，在街头摆摊修表、修伞、修鞋、修理箱包拉链、擦洗煤气灶油烟机的修理工，农村从事个体劳动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5．乡村脑力劳动者中青年比重上升但绝对数量不大

 

作为乡土人才，农民中的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农民都具有一定的专门技能，从事着受人尊重的脑力劳动。其群体构成主要包括乡村代课教师、卫生防疫人员、乡镇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新兴产业的经营管理者、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农业科技示范户、星火科技带头人等。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村青年在这一阶层的比重正在上升，但由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相对缓慢，从业人员绝对数量不大。

 

6．乡镇企业职工主体始终是青年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其它任何一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方式所无可比拟的。作为离土不离乡，既有一份拿工资的工作、又同时拥有自己的责任田的乡企职工，与单纯务农的父老乡亲相比，他们日子过得从容的多。因此，作为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一直稳定在农村劳动人口的1/4 以上。1992 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首次突破1 亿人，2004 年则达到了13866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8.46%。在乡镇企业的生产一线，职工队伍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

 

7．青年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城务工往往是那些既缺少资金、技术，又没有其他致富门路的农村青年增加收入的唯一选择。就收入水平而言，这一阶层的青年远远低于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但高于务农者。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中央权益部1999 年初的一项调查显示，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80%是35 岁以下的农村青年。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一项研究显示，城市外来人口中，15-35 岁的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62.3%，其中，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平均年龄28.04 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 年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人口1.2 亿，其中进城打工的农民8000 万人，与当年度城镇户籍职工人数大致相当。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肯定：进城务工的农民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90 年代，针对城镇青年“逃离制造业”的择业意向，有新闻工作者曾经惊呼：明天谁来当工人？8000 万进城务工青年通过产业转移填补了这个巨大的城镇就业空间。伴随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过程还在继续。

 

8．务农青年急剧减少

 

农业劳动者是承包集体耕地、以农耕劳动为生的农民。由于受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影响较大、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农业劳动回报率是各种生产经营方式中最低的。因此，近年来务农青年急剧减少。许多地方，在农田耕作的已经只剩下已婚妇女和老人。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2004 年，在农村从业人员中，蓝狮注册仅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从业者就达到1.8 亿人，占36.85%，如果加上已经“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出务工人员，这一比例大约为53%。据此推论，除少数落后地区外，30 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大部分已经就地转移到非农产业或者加入了打工者队伍。

 

二、主观愿望：农村青年最不愿意当农民

 

“跳出农门”历来是农村青年不灭的人生梦想。在中国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可能性很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限制农民流动的刚性户籍制度的松动，被文明与富裕的梦想和外部精彩的世界所吸引，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变得越来越不安心务农了。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节”已经成为老祖母的情怀。他们之所以还留在家乡的土地上，仅仅是因为没有更好的机会。

 

1．“想务农”的农村青年越来越少

 

农村青年究竟有多少人真心实意地愿意务农为生？1999年的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显示，在4136名当地从业青年和956名异地打工青年中，愿意“规规矩矩务农”的比例相当低，而且文化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比例越低（见表2）。

 

表2：如果有机会选择，您最想从事哪种职业？（限选1项，%）

 

表2 的数据显示，异地打工青年比留在家乡从业的青年更不愿意务农；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很少乐意务农，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愿意务农的比例在所有类别中是最高的，也只达到16.5%，远远低于实际务农的青年人数；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14-19 岁的青年对务农认同率最低，只有3.7%，20-24 岁为5.7%，24-28 岁的青年相比较而言对务农的认同率较高，但选择该项的比例也只有10.5%。从性别差异看，男青年比女青年更不甘心务农；未婚青年比已婚青年更不愿务农；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的青年由于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自愿务农的比例也明显低于欠发达地区的青年。

 

2．务农是受自身素质制约的无奈之举

 

与不喜欢务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三成以上的农村青年都将经商作为第一位的职业选择；两成上下的青年想做个凭本事吃饭的手艺人；只有年龄较大的已婚青年将从事挣钱多的特色农业作为第三项选择。当然，想干什么和自己能干什么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当问及根据您目前的实际能力，您认为自己最适合从事什么职业时，24%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14.3%的25-28 岁的农村青年、9.7%本地从业的农村青年认为自己只能务农。但异地打工青年只有3.9%认为自己只能务农。可见，当农民实在是农村青年最无奈的选择。

 

3．低回报是青年拒绝务农的主要原因

 

在小农经济时代，大多数中国农民相信勤劳节俭精打细算就能过上好日子。但是，当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单一的种植模式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时，农村青年却悲哀地发现，自己在田野里的劳动被贬值了，单靠种地要想致富越来越难了。河南虞城县一位18 岁的青年农民在接受访谈时，实实在在地对访员说：“现在俺种地，天天劳动，可是光靠俺种地，一年到头收两次粮食，现在麦价又太低，光凭这怎么也挣不了太多钱。就算加上俺做小工挣的，扣除平时花销，剩得就不多了。谁都想致富，但光凭种地致富，我觉得不大可能。”把农村青年的收入水平做横向比较的结果也证明，务农青年的收入是农村青年中最低的。在年收入3000 元以上的调查对象中，异地打工青年为48.6%，而本地从业青年只有26.6%，如果扣除他们在当地打工的收入，务农青年的实际收入很少能超过3000 元。而年收入在1000 元以下的本地从业青年，基本上是务农青年。

 

4．外出务工的青年绝大多数没有返乡的打算

 

2006 年山东青少年研究所对900 多名制造业打工青年的调查显示，尽管在城市生活中的边缘地位给他们带来许多烦恼，但73.1%的人仍然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7.8%的人准备继续当“候鸟”，选择“钱挣得差不多时回家乡生活”的人不足两成。其中，外出务工时间越长、文化程度越高的青年，选择回乡的比例越低（见表3）。

 

表3：不同文化、不同打工年限农村青年的选择（%）

 

以上分析表明，明天谁来当农民的问题，留在家乡土地上农村青年能否承担起建设新农村的使命问题，由于事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能否顺利实现而显得格外沉重。

 

三、培育新农民：共青团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最佳发力点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具有市场竞争和社会参与能力、立志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一代新农民，则是共青团组织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1．依据：青年农民的综合素质距离“新农民”还很遥远

 

选择培育新农民作为共青团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力点，首先是基于务农青年综合素质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存在的巨大差距。不仅与城镇青年相比、即便与农村青年平均水平相比，务农青年的综合素质也是最低的。

 

首先是文化水平低。排除了少数特例和个案，就整体而言，务农青年仍然是我国青年群体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最短的。文化水平低不仅限制了他们择业与流动的范围，也消弭了他们在希望田野上本来可能拥有的希望。

 

第二是科技素养差，对新技术、新方法缺少必要的敏感。调查结果显示，即便是接受了9 年制义务教育的农村青年，其科技素养仍然不足以担当科技兴农、科技致富的使命。面对农科部门推出的科学种田的新方法，有半数左右的农村青年要等别人做出样子再说，或者因害怕风险而不响应。显然，这些青年很难有机会领导农业科技革命的时代潮流。在接受调查的农村青年中，80.9%的本地从业青年、79.3%的异地打工青年都认为“离开学校后仍然要继续学习”；认为应当参加“各种技能培训”的本地从业和异地打工青年分别达到66%和61.8%；54.8%的本地从业青年，47.8%的异地打工青年，都感到了科技素养的缺陷对自身发展的局限； 53.2%的本地从业青年、55.1%的异地打工青年最佩服的都是“有知识有技术的人”和“身边的能人”。这种选择本身也包含了对自身素质的遗憾。

 

第三是观念落后、致富思路不开阔。本地从业青年的63.5%、异地打工青年的63.9%都将“日子过得富裕点”作为致富的首选目标。尽管也有51.7%和53.6%的调查对象选择“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但在个案访谈材料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很少能得到验证。访谈对象最关心的是让孩子受更多的教育、过更好的日子，以及攒钱养老等问题。由于致富目标比较短浅，农村青年就不可避免地显出不同程度的动力缺乏。一遇挫折，就会打退堂鼓，使许多本来可以干成的事情半途而废。当访员询问调查对象缺少资金想不想贷款创业，看到电视报纸上有好的致富门路，愿不愿意自己也试一试等问题时，调查对象大多会讲出许多顾虑和担心。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数农村青年希望依靠政府、社会和他人帮助。观念的落后和精神的不自立，使农村青年不习惯用“超越的眼光”看待自身的处境。

 

2．任务：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的乡土人才和一代新农民

 

我国目前有64.4 万个行政村。即便按照非常保守的估计，每村至少需要一名年轻的村两委成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接班人，需要一名优秀的农业科技带头人，需要一名乡村医生或卫生员、一名文化活动组织者、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一名公共设施维护者、一名财务人员、一名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经纪人才，64 多万个行政村对乡土人才的需求就超过500万。至于留在希望田野上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年，要完成由“Peasant”向“Farmer”的社会角色转换，从利用小块土地养活自己的“小农”转变成现代意义上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劳动的农业生产者，更是一个宏大的教育培训工程。培育新农民任务的艰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3．农业产业化催生新农民的成功案例： “乐悟奶牛饲养项目”

 

建设新农村需要新农民。帮助留在家乡土地上的农村青年找到增收成才的康庄大道，是培育新型农民、建设新农村的逻辑前提。山东共青团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单位鲁北平原王落梧村开发的“乐悟奶牛饲养项目”，推出了“精选项目、团银合作、分户贷款、企业担保、统管专用、滚动发展”的扶持农村青年创业的模式，可以作为农村产业化催生新型农民和共青团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成功案例。

 

早在2003 年，乐悟集团就看好了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前景，办起了奶牛饲养示范园。但是，由于奶牛养殖投入大、个体养殖风险高、个人贷款难，尚未形成产业规模效益。对于务农和打零工为生的青年农民来说，花3 万元买进一头纯种成年荷兰奶牛，自己解决饲料、防疫、牛奶销售等问题，无疑是“自杀”行为。青春创业行动中，省、市、县三级团组织经过调查研究，一致认为扶持当地农村青年发展奶牛养殖业大有可为。于是，在团银合作专项贷款扶持创业项目中，果断地把依托乐悟集团、推动农村青年养牛致富作为首批试点项目，帮助百名青年走上了创业之路。一年过去，92 户本村和邻村加盟青年高兴地说，“家有5 头牛，致富不用愁，家有10 头牛，三年住上小洋楼”。在王落梧村2006 年新村建设规划中，本村58 户人家报名，有47 户是共青团推荐的青年创业者。

 

乐悟项目的成功运作证明，各级共青团组织是银行、企业和创业青年之间关键的连接点。共青团在乐悟项目中，扮演了为银行推荐有偿还能力的优质客户，为企业动员创业员工，为青年提供创业项目、资金和担保企业的“纽带”和“桥梁”角色，得到了合作各方的充分肯定。

 

乐悟项目成功运作的经验表明，在带领青年增收成才、凝聚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面，共青团组织不仅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大有可为。

 

四、培育新农民的策略：普遍提升、重点培养、分层推进

 

培育新农民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无论是“有限政府”、经济组织，还是社会第三部门，没有任何一支力量可以“包打天下”。在培育新农民的系统工程中，共青团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和社会动员能力，采取普遍提升、重点培养、分层推进的策略，为开发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培养乡土人才、巩固党执政的农村青年群众基础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1．普遍提升务农青年的科技素养，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培养新农民

 

发展现代农业是培养新型农民的最好课堂。通过发展特色农业科技致富，是务农青年的愿望。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数据表明，57.4%和44%的农村青年认为自己目前最需要学习“实用技能”和“农业科技知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在大多数农村青年心目中扎下了根，甚至在异地打工的青年也同样钟情于特色农业。特别令人欣慰的是，文化程度越高的青年，对发展特色农业的热情也越高。认为自己适合从事特色农业的青年，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为16.5%，初中16.2%，高中17.1%，大专以上22.9%。面对统一的大市场，越来越多的务农青年意识到，发展高科技特色农业是科技致富的金光大道。可见，农村青年最不愿意当农民，更为准确的表述应当是“没有人愿意做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因此，全面推进“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提高农村青年的科技素养，带领农村青年学习农业科技，在发展特色农业的过程中造就新型农民，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也是务农青年的迫切需要。在普九工作基本达标的省区，共青团组织要积极配合政府职能部门，为农村青年创造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外部环境。也可以借鉴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模式，以扶贫支教的青年志愿者为骨干，面向志在改变家乡面貌的农村青年，围绕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任务开展专题培训。

 

2．依托共青团院校、整合社会资源，重点培养建设新农村急需的乡土人才

 

目前我国团属院校共65 所。这是共青团拥有的宝贵教育资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中，各级团组织应当充分发挥团属院校的政治优势、人才优势、资源整合优势，重点培养新农村建设急需的乡土人才。

 

建设新农村需要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经营等诸多方面的人才，共青团一方面可以依托团属院校，整合社会资源，为地方委托培养；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的社会动员优势，接受政府委托，公开招募科教文卫工作者和优秀大学毕业生，到乡村基层从事乡土人才培训工作。对于培养农村乡土人才的志愿者，可以参照大学生西部行动的管理模式，制定具体的工作指标，要求他们把先进的科技文化带下去，把当地的“草根人才”带起来。

 

3．针对不同经济带务农青年的不同需求，分层次推进新农民培育计划

 

我国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阶段目标会有很大的地区差异。不同经济带的青年农民在增收成才的道路上，面临的紧迫问题也很不相同。因此，培育新农民需要各地制定不同的计划，分层次推进。

 

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新农民培育计划应当围绕怎样把现代农业做大做强，形成优势产业链条，改善农村民主管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培养农村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民主参与能力和文化活动能力。

 

在崛起的中部地区，新农民培育计划应当更多地关注致富技能、市场观念、竞争意识、规则意识的培养，帮助农村青年努力发展生产，尽快融入开放的大市场，为建设新农村夯实基础。

 

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新农民培育计划应当从扶贫服务入手，通过为农村青年致富铺路搭桥，唤醒农村青年对新农村的向往。在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可以采取利用优势资源创名牌产品的模式；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山区丘陵地带，可以推广“公司+农户”的山区开发模式；在旅游资源丰富的落后地区，可以发展民间工艺品产业，提倡滚动发展模式；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地区，可以借鉴面向穷人的小额贷款模式；在确实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则应当有计划地推进移民开发模式等。在带领青年农民脱贫的过程中，要把治贫和治愚结合起来，努力维护农村青年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提供尽可能多的免费培训机会，培养社会参与的意识，优化农村青年的心理结构，使落后地区的农村青年看到希望和未来，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积极力量。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已经为新时期共青团工作创新发展搭建了崭新的平台。培育新农民的历史使命也使处在社会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各地团组织，都拥有广阔的开拓空间。把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憧憬转化为服务农村青年增收成才、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脚踏实地的努力，共青团将为中华民族的腾飞再创辉煌。